郑志斌：债权人启动预重整机制的悖论 | 预防性重组的艺术（四十三）
预重整制度作为衔接庭外重组与庭内重整的创新机制，其核心价值在于通过灵活的庭外协商，高效挽救困境企业。必须明确的是，预重整并非一个独立的法律程序，而是庭内重整与庭外重组的衔接机制；庭外重组亦非庭内重整的法定前置程序，两者各有独立的自治与法治空间。预协商机制与正式重整程序不同，其机制如何启动？是债权人发起还是债务人发起？全球主流实践与法理基础均指向债务人启动主义的正当性与有效性。然而，在我国部分理论探讨与司法实践中，存在着赋予债权人广泛预重整启动权的观点与尝试，这极易导致预重整演变为一种"提前重整"，扭曲其制度本质。
郑志斌：预重整实践异化的“必然性” | 预防性重组的艺术（四十二）
中国破产法重整制度自确立之初就深受美国破产法影响，在立法理念与制度设计层面呈现出明显的借鉴痕迹。本次破产法修订旨在进一步引入美国预打包破产模式，试图构建完善的庭外重组与庭内重整衔接机制。然而，司法实践却展现出与立法初衷相背离的显著特征。原本设计为先纯粹庭外协商、后司法确认的理想化流程，在实践中异化为法院提前介入预重整阶段的管理模式。更为关键的是，正在讨论中的破产法修订草案将庭前协商明确界定为"以重整为目的的协商"，从立法层面进一步强化了庭外阶段对庭内程序的依附性，形成了独特的中国式预重整实践路径。这种异化现象并非简单的实践对理论的偏离，而是中国特定制度环境下实践主体对不适配法律制度的应激性调适与理性选择。其深层根源在于，美国预打包制度所依托的低门槛、去污名化的重整文化与市场自治理念，与中国特有的高门槛、强污名化的重整现实环境及司法主导传统之间存在难以逾越的鸿沟，导致发端于美国的"先外后内、内外隔离"理想模式在中国司法实践中必然发生变异。
郑志斌:偿付能力不足情形下资本公积金转增的实质 | 预防性重组的艺术（四十一）
市场经济的动态性决定了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必然伴随周期性的波动与挑战。其中，偿付能力不足，企业资产不足以清偿其全部债务，构成了企业生命周期中最为严峻的财务与法律危机之一。这一状态不仅标志着企业财务健康状况的恶化，更触发了公司治理结构与相关方权利义务关系的根本性重构。传统的、建立在公司持续经营与资本充实原则之上的公司法规则，在此非常态下往往显得捉襟见肘，甚至成为阻碍企业有效重组的桎梏。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这一在常态公司治理中司空见惯的财务操作，在偿付能力不足的阴影下，其法律定性、经济实质与程序规则便陷入了巨大的争议与困惑之中。
郑志斌:从“庭外”到“预防”的跃迁 | 预防性重组的艺术（四十)
当今世界经济的运行场景，已被一系列深刻的危机所重塑。从全球金融危机的余波，到新冠疫情的剧烈冲击，再到地缘政治紧张带来的供应链震荡，企业面临的生存环境日趋复杂与不确定。大批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并非因自身商业模式落后或管理不善，而是由于外生性的、系统性的风险而骤然陷入财务困境。这种困境具有普遍性、突发性和传染性的特点，使得传统的企业破产与拯救逻辑显得捉襟见肘，力不从心。传统的拯救逻辑被困于“庭内”与“庭外”的程序选择困境之中，选择庭内，则牺牲了效率与灵活，并承受程序启动过晚的代价；选择庭外，则面临着效力不足与稳定性欠缺的风险。无论选择哪条路，关注的焦点都是走哪条程序路径，而非在什么时候介入最有效。程序本身成了中心，而拯救企业的最佳时机，却在程序的争论中被悄然贻误。
郑志斌：破产法修订亟需"早期拯救"理念 | 庭外重组的艺术（三十九）
我国2006年《企业破产法》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市场经济法治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该法首次系统性地引入源自美国破产法第11章的企业重整制度，这一制度创新承载了立法者挽救有价值企业、优化社会资源配置的殷切期望，被视为我国市场经济法治化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然而，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近二十年的运行实践却呈现出一种令人匪夷所思的现象，一个被设计为"企业医院"的制度，在实践中却更多地扮演了"企业殡仪馆"或"重症监护室"的角色。这种制度功能异化现象的深层根源，亟需我们进行深刻反思与系统梳理。
郑志斌：美国预打包模式 "预"阶段二元属性 | 庭外重组的艺术（三十八）
在当代企业拯救体系中，美国“预打包重整”（Prepackaged Chapter 11, 简称“预打包”）一直被视为程序创新的典范。它以破产法为框架，却通过在正式申请前完成主要债权人协商与表决，从而实现短程化和低成本化的重整路径。长期以来，学界多关注其效率与效果，却较少从制度生成逻辑出发，分析“预”阶段（破产程序前）的性质，它究竟是破产法内的延伸，还是破产法外的独立自治空间？它是“以进入重整为目的的协商”，抑或是一种具有自主法律意义的债务重组过程？理解“预”阶段的性质，是区分美国预打包模式与他国“预重整”“预防性重组”等制度的关键。
郑志斌：重整信息披露立法修订建议 | 庭外重组的艺术（三十七）
现行中国破产法中没有“信息披露”四个字。这种立法语言上的缺席，深刻反映了破产法立法理念、制度设计以及实践导向上与国际成熟破产法体系之间存在的巨大鸿沟。这种差距并非体现在法律条文的数量上，而是植根于对破产程序本质理解的差异，以及对程序中不同参与者权利平衡哲学的不同。中国破产法更侧重于程序的推进和企业的挽救，而相对忽视了支撑这一程序得以公平、高效运行的底层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
郑志斌：“三暂缓”“集中管辖”与破产法改革 | 庭外重组的艺术（三十六）
在中国市场经济制度的发展与演进过程中，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基本单元，其健康发展与有序退出始终是经济生态良性循环的重要保障。尤其当企业陷入经营困境时，如何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识别、拯救仍有存续价值的企业，同时促使无价值企业有序退出，成为衡量一个经济体司法成熟度与市场健全性的关键指标。回望中国市场经济法治建设的历程，在企业拯救的制度供给正式形成之前，司法实践曾依赖于一系列临时性、政策性的权宜措施。其中，“三暂缓”与“集中管辖”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尤为典型地体现了早期企业拯救机制的探索轨迹及其内在的深刻困境。这两种措施在企业破产法体系尚不完善的背景下，承担了缓解企业系统性债务风险、维持区域经济稳定的过渡性功能，然而，其工具本身的局限性、行政依附性以及程序非透明性，共同揭示了中国早期企业拯救机制在系统性、法治化与市场化方面的多重缺失。
郑志斌：破产法立法的第二次飞跃 | 庭外重组的艺术（三十五）
破产法作为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基石，其发展轨迹深刻反映着人类对市场规律认知的演进历程。纵观全球破产法的现代化进程，我们可以清晰地观察到两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转折：第一次是从清算主义到重整主义的制度转型，第二次则是从传统重整到早期拯救的理念革新。这两次飞跃不仅代表着破产法立法技术的进步，更体现了市场经济治理理念的深刻变革。在当今全球经济格局深刻调整、科技创新加速迭代、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大背景下，深入探讨破产法立法二次飞跃的动因、特征与路径，对于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提升国家经济韧性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郑志斌：破产法修订既应“回头看”，更要“向前看” | 庭外重组的艺术（三十四）
我国《企业破产法》（以下称破产法）自2006年颁布以来，已悄然走过近二十年的历程。这二十年，是中国经济深度融入全球化、市场经济体制迈向成熟的关键时期。作为市场经济的一项基础性法律，破产法确立了市场主体的退出、拯救与再生规则，其确立的破产清算、重整与和解三位一体制度框架，为处理企业失败、保障债权公平清偿、优化资源配置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法律基石。此次修法，首先是对二十年司法实践与改革成果的系统性“回头看”。这并非简单的总结，而是对实践中暴露出的程序冗长、效率不高、重整制度适用紊乱、和解制度功能弱化、府院联动机制缺乏法律支撑等深层次问题的集中回应，是将无数案例凝结的司法智慧、行之有效的地方经验提炼并固化为全国性法律规范的必要过程。这种回顾与梳理，是法律保持其生命力与适应性的根基，其成果必将使法律文本更加精良，程序设计更加顺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