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 |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有关“破产”的内容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有关“破产”的内容
破产清算中的涉税问题分析——税款债权与税款承担
市场退出机制日益完善，僵尸企业清退进程加快，历经疫情的重创重压后，企业破产案件疯涨。与此同时，管理人面临的破产清算问题亦日益复杂，管理人应当及时把握当地的破产税费政策，积极主动与税务部门沟通、协调，合理合法、高效高质处理好企业在破产清算过程中所遇到的税务问题。
预重整不能产生法院裁定受理破产申请的效力
中资国本成都公司等申请人向二审法院提交（2020）川0704破申2号《决定书》载明的内容是法院决定对丰泰投资公司、丰泰金科公司等公司实施破产预重整，但预重整属于启动正式破产程序前的庭外债务重组机制，并不能产生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破产申请的效力，二审法院据此对中资国本成都公司等申请人要求中止审理的申请不予准许，并无不当。
徐阳光 梁春瑾 | 破产衍生诉讼集中管辖规则的解释论分析
我国企业破产法第二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只能向受理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提起。”该条款中的“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在学理上被称之为破产衍生诉讼，“只能向受理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提起”则被称之为集中管辖。破产衍生诉讼审理的结果可能导致债务人财产总额的变化或者是债权人债权性质、金额及其优先顺位的变化，不仅与个体债权人利益休戚相关，更是关系到全体债权人利益的有序平衡，因此，合理界定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和准确适用集中管辖规则，对于我国破产法的市场化、法治化实施具有重要的意义。
浅析破产重整计划不能及时得到执行时的法律救济途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规定，企业破产包括了破产清算、破产重整、破产和解三个法律程序，其中破产清算程序是企业依法终止的程序，而破产重整和破产和解程序是破产预防程序，通过重整、和解程序可以实现对危困企业的挽救，实现企业再生。破产重整，是指对可能或已经产生破产原因但具备重整条件且有希望再生的债务人/担保人，通过各方利害关系人的整顿和债权债务关系的清理，以期摆脱财务困境，重获经营能力的法律制度。其主要针对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或者企业有明显丧失清偿能力可能，但有重整价值的企业所采取的拯救措施。
解读丨《关于办理破产适用浦东新区法规的实施规则(一)》主要内容解读
2021年11月25日，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上海市浦东新区完善市场化法治化企业破产制度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该规定系市人大常委会依据全国人大常委会2021年6月10日授予的立法权而制定颁布的浦东新区法规之一。
人民法院报评论员 | 以司法协作最大“同心圆”服务保障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雄安新区建设
巍巍太行渤海苍茫，长城内外燕赵慨慷，京津冀三地，地缘相接、产业相融、人缘相亲，历史渊源深厚，具备相互融合、协同发展的良好条件。2014年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座谈会，首次将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掀开了京津冀三省市发展新的历史篇章。这也为人民法院服务保障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关于涉破产“以房抵债”的5大类问题18条裁判意见
以房抵债是房地产企业破产程序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破产实践中对以房抵债问题的处理尚未形成统一意见，合同是否继续履行？管理人能否解除合同？债权人是否享有优先受偿权？债权人能否取得房屋所有权或者行使破产取回权？债权人的权利能否排除执行？这五类问题是实务中常见问题。本文以“破产”“以房抵债”等关键词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检索了最高院的相关案例，选择其中18个案例，以飨读者。
张世君：破产行政化的理论阐释、功能反思与制度应对
2022年2月27日，张世君教授的论文《破产行政化的理论阐释、功能反思与制度应对》于《政法论坛》公众号网络首发。本推送系“破产法快讯”编辑部在该文基础上，结合该文的主要思路和框架，对作者补充采访而成。相关内容已经本人审阅。欲深入了解作者思想和观点，请阅读前述文献：
司法部长贺荣 | 如何在转型社会中实现服务型政府法治化
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服务型政府法治化具有重要意义。服务型政府法治化应该坚持合法性、公平性、公开性、民主性、连续性、适应性原则,我国服务型政府法治化改革应该立足我国国情和现有阶段,处理好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服务与管制的关系。同时,司法应该对服务型政府法治化作出积极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