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志斌：破产法改革需要对症下药 | 预防性重组的艺术（五十五）
随着全球经济周期波动加剧，企业经营风险结构日趋复杂，各国立法者逐渐意识到，以清算为核心的传统破产法，已难以匹配现代经济对风险处置与价值维护的多元需求。在此背景下，重整制度不断被强化，被赋予更多制度期待，成为各国破产法现代化改革的重要标志。但重整制度在不同国家的运行效果却差异显著，即便制度名称相同、条文结构相似，其在实践中承载的功能、覆盖的企业类型以及实现的政策目标，往往相去甚远。这一现象印证，破产法改革绝非简单的制度移植，而是高度依赖本国制度环境与企业困境结构的系统工程。忽视这一前提，极易导致制度设计在形式上趋同，却在功能上持续失灵。破产法改革必须回归一个朴素却常被忽视的核心问题，本国企业究竟缺失何种制度、适配何种制度。若将企业困境比作疾病，破产法及其相关制度并非万能药物，而是一套完整的医疗体系。医疗体系的成熟，不仅在于某一项技术是否先进，还在于是否适合不同病症、不同阶段的患者，并在干预强度、治疗成本与治疗效果之间实现合理配置。脱离实际病情讨论药效，最终只会造成资源错配。
郑志斌：民营企业亟需早期拯救法律机制 | 预防性重组的艺术（五十三）
中国经济历经四十余年高速发展，民营企业从零散萌芽逐步成长为国民经济最具活力的主体力量。它们占据中国创新体系核心阵地，承载绝大部分非行政性就业岗位，是制造业、服务业与新兴产业链条的关键构成。民营企业的发展成败，早已超越个体企业家的命运范畴，成为国家经济韧性、就业稳定与社会预期的综合体现。然而，与其体量规模和发展贡献相比，民营企业的抗风险能力却显著不足；尤其在经济波动加剧、全球供应链重塑、金融监管趋严的时代背景下，民营企业的发展脆弱性被持续放大。企业一旦出现财务压力或经营困境，面临的并非逐步恶化的缓慢过程，而是快速下沉的剧烈链式反应。银行系统瞬间收紧授信、供应链基于风险预期迅速采取自我保护措施、客户调整合作策略、员工因担忧未来提前流动、投资者失去信心选择撤离。多重反应叠加之下，民营企业往往在困境初期，便陷入制度缺位的发展深渊。
郑志斌：上市公司重整 “产业需求”逻辑偏差 | 预防性重组的艺术（五十二）
上市公司重整制度在中国语境中的快速扩张，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制度适用问题，而逐渐演化为一项具有结构性意义的制度现象。重整从最初作为破产法体系中用于处置极端风险、避免整体价值毁损的非常规工具，逐步演变为上市公司风险化解、控制权重组乃至资本市场准入再配置的重要路径。在这一演变过程中，重整制度所承载的功能不断被拉伸，其适用边界亦随之发生显著漂移。
郑志斌：破产前重组的 新资金机制研究 | 预防性重组的艺术（五十一）
在当代企业拯救法的发展脉络中，新资金机制逐渐从一项边缘性制度安排，演变为决定重组制度能否真正运转的核心要素。与传统破产程序不同，破产前重组并非以债务人已经丧失清偿能力为前提，而是试图在企业尚未全面陷入破产状态之前，通过制度性干预缓解流动性压力、协调债权关系并恢复持续经营能力。正是在这一尚未破产、却已失血的阶段，企业最迫切面临的问题并非法律地位的确认，而是资金链的断裂。从实践层面看，绝大多数启动破产前重组程序的企业，都已处于高度紧张甚至枯竭的现金流状态。利息、工资、税款、供应链付款、必要的经营支出，均可能成为压垮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在此背景下，若缺乏外部资金注入，所谓的重组谈判、方案设计乃至债权人协调，往往尚未展开即已流于形式。因此，新资金并非破产前重组的附属安排，而是其能够存在的前提条件。
郑志斌：破产法草案庭前协商制度定位评价 | 预防性重组的艺术（五十）
在全球企业拯救制度持续演进的背景下，破产法的功能定位正经历深刻变化。传统以清算为中心的破产法体系，已难以回应现代经济中企业风险前移、财务困境复杂化以及资本结构高度金融化所带来的制度需求。各国在保留破产制度作为终局性机制保障的同时，纷纷尝试通过引入更为柔性、前置的企业拯救工具，降低制度介入成本，延缓乃至避免破产程序的启动。在这一背景下，破产前重组、混合重组、庭外重组、预重整等概念逐渐进入立法与学术讨论的核心议程。
郑志斌：谨防上市公司重整透支二级市场 | 预防性重组的艺术（四十九）
近年来，上市公司重整在我国资本市场中的适用日益频繁，其制度影响已明显超出破产程序内部的风险处置范畴，并逐步延伸至二级市场的价格形成与风险承载结构。从制度设计上看，上市公司重整旨在通过债务调整和结构重组，在破产程序内部集中化解企业风险，以实现企业拯救与市场稳定之间的平衡。实践中，重整制度与证券交易机制之间的衔接问题逐渐显现，其制度功能正在发生值得警惕的偏移。一个日益突出的现象是，相当一部分上市公司重整并未在程序内部完成风险的真实出清。本应通过清算或重整价值筛选加以终结的风险，在重整启动后并未消失，而是在上市资格得以维持、股票持续交易的条件下，被延后并转移至市场端。这种风险转移并非发生在重整失败之后，而是在重整尚未完成、权利结构尚未明确之时即已展开。
郑志斌：预重整机制真正价值何在 | 预防性重组的艺术（四十八）
近年来，预重整在中国企业重整实践中被广泛使用，并逐渐从一种探索性的程序安排，发展为各地法院在重整案件中经常采用的制度工具。在上市公司重整以及地方司法实践中，预重整已成为一个高频出现的概念，并被赋予了不同层面的制度含义。与预重整在实践中的普遍适用相比，其制度定位始终缺乏清晰界定。一方面，预重整常被理解为市场化重组机制的一部分，被寄望于改善企业重整效率、促进庭外协商与庭内程序衔接；另一方面，预重整又经常被评价为作用有限或未能解决实质问题。这种评价上的矛盾，反映的并非制度运作中的偶然偏差，而是对预重整功能理解上的根本分歧。
郑志斌：早期企业拯救：国际潮流唯中国缺席 | 预防性重组的艺术（四十七）
在当今全球经济版图持续深刻重构的时代，各国企业所面临的外部环境与内部风险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企业风险的生成方式、积累机制、触发节奏、扩散路径、外溢结构、损害速度与制度依赖方式，均呈现出与二十年前截然不同的特征。传统意义上的企业困境管理往往以破产清算与破产重整作为治理主轴，将企业危机视为一种末端状态，并由司法、行政、债权人体系在企业已基本无法维持正常经营时才集体介入。
郑志斌：上市公司重整中股票应当如何交易 | 预防性重组的艺术（四十六）
在上市公司重整实践中，股票市场往往成为最先、也是反应最为剧烈的共振器。一旦重整程序启动，股价的短期涨跌便迅速被市场、媒体乃至部分制度参与者赋予解释意义。上涨被视为重整成功的先行信号，下跌则被理解为重整前景黯淡的预警。这种将股票交易结果作为重整成效即时反馈的认知模式，在现实中具有极强的传播力，却在制度层面隐藏着深刻风险。从表面看，这种做法似乎体现了对市场机制的尊重，仿佛市场价格能够比法律程序更早发现企业真实价值。然而，这一逻辑忽视了一个根本前提，重整并非发生在企业正常经营阶段，而是发生在企业财务风险已经集中暴露之后。当企业进入重整程序时，其债务结构、资本结构乃至控制权结构均处于待重塑状态，股票所代表的权利内容与正常经营状态下已经发生实质性偏离。在这一制度背景下，股票交易价格不再是企业价值的发现机制，而更像是对高度不确定结果的投机性押注。如果仍然以常态证券交易逻辑理解重整股票价格，不仅会误读市场信号，还可能在制度层面纵容风险的延迟暴露和外溢。
郑志斌：激活睡眠条款，践行早期理念 | 预防性重组的艺术（四十五）
自《企业破产法》实施以来，其第二条第一款确立的破产原因条款（即“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不抵债或明显缺乏清偿能力”）已成为企业进入破产程序包括重整和清算的主要路径，然而同条第二款为重整程序特别设计的“有明显丧失清偿能力可能”这一前瞻性、预防性标准，在实践中却鲜有应用，近乎沦为“睡眠条款”。这一现象，折射出我国破产司法实践仍偏重于对“已然”困境的清算或终局性重整，而相对忽视对“将然”危机的早期干预与拯救。在经济结构深度调整、市场主体风险复杂多变的当下，激活这一睡眠条款，建立破产早期预警与拯救机制，对于保全企业运营价值、维护产业链稳定、防范系统性风险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