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电信巨头破产诊断

　　比如，尽管董事长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主持董事会，作为董事长的John Greaves并不总是主持董事会。在1997—1998年度期间，有一次会议竟然让CEO来主持。在1998—1999年度期间，One Tel董事会一共开了十次会，但作为董事长的John Greaves仅主持了四次，剩下的六次中五次由CEO来主持，一次由财务总监来主持。在1999—2000年度期间，有两次董事会会议也是由CEO和财务总监分别主持的。总之，由执行董事（大部分是联合CEO之一的Jodee Rich）来主持会议，会混淆管理层和董事会的关系，并且弱化董事会对管理层的监督职能。这背后反映的另一个方面是CEO Jodee Rich在董事会和管理层关系方面的主导地位。

　　比如在2000年8月，根据帕克股东的陈述，当时他向CEO Jodee Rich询问公司的财务状况，Jodee Rich回答说“公司在2010年10月底就能取得1.15亿澳元的现金。公司的英国业务正在产生大量现金。它将是一个珠宝和现金牛”。虽然CEO Jodee Rich是一个有很大愿景的公司领导，更多关注全球扩张，却较少关注具体的细节比如现金收付系统。当没有足够的内部协助和外部监督的情况下，企业领导人个人建立“企业帝国”的野心会带来致命后果。派克也没有对此提出质疑，甚至解雇了他自己公司内部对该投资提出质疑的员工。

　　在此背景下，管理层对董事会的汇报也流于表面。比如，根据澳大利亚证监会披露的材料，尽管管理层每个月都要向董事会汇报包括收入、毛利润、经营费用、息税折旧前利润等信息，却没有包括现金，以及应收账款期限、债务人状况等债权信息。另外，尽管双月汇报中有现金信息，却没有包括未兑现支票的信息。管理层没有汇报，董事会中也没有人问。这反映出董事会成员过于信任以CEO Jodee Rich为主的管理层，或者没有足够的专业知识提出质疑。

　　也有观点认为，帕克家族和默多克家族在全球的多个行业有太多的投资，而没有更多的时间来关注这笔在One Tel 的投资。总之，这还是与董事会构成有关，董事会成员，特别是独立董事，应该有足够的时间和专业知识来监督管理层。

　　公司巨亏主要高管薪酬暴涨

　　One Tel公司前5名高管的年度薪酬在1996—1997年度期间为120万澳元，在1997—1998年度期间增长至大约200万澳元，在1998—1999年度期间进一步增长至330万澳元，在1999—2000年度期间的高管薪酬更如火箭般涨到1700万澳元。

　　一般来讲，高管薪酬应该与企业的经营绩效挂钩，或者与具体的财务指标比如资产回报率、股本回报率，或者与公司股价挂钩。就资产回报率而言，公司在最近三年期间是一直下滑的，而股价在1999年11月23日达到最高值后也直线下滑。1999—2000年度的情况更是特别离谱，该年度公司的税后经营利润为亏损2.9亿澳元，股价也跌至低于1澳元，但管理层薪酬却达到创历史新高的1700万。这反映One Tel公司管理层薪酬与经营绩效指标的脱钩。

　　除此之外，One Tel对公司董事以很容易的方式授予了大量期权。比如1998年6月30日，董事长John Greaves以每股0.13澳元不到的价格获得了近1700万股份。在1999年7月1日—8月16日期间，公司其他董事也以每股0.13澳元不到的价格获得了近670万股份。和当时如日中天的股价相比，这个价格简直就是白菜价了。

　　公司管理层薪酬与经营绩效指标脱钩的现象反映one Tel公司薪酬委员会的失职，背后反映的还是董事会组成欠妥当。有研究表明，公司治理较弱的公司，公司管理层通常会获得更多的薪酬。

　　One Tel公司如明星般的快速崛起和更快速的陨落无疑是一个悲剧。澳洲的两大富豪家族默多克和派克不但投资损失惨重，而且因作为董事失职而被罚款数千万，这个恶梦历经十余年才最终结束。中小投资者更是有损失，他们把监督管理层的职责委托给董事会的非执行董事，但事实证明问题并不成功。从监管和投资者的角度来看，都有很多教训可以吸取。

　　除了公司战略上的失误外，公司治理的缺陷可谓是重要原因。尽管CEO有强大的愿景，但在没有受到有效监督的情况下，公司最终酿成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