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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欣新:管理人制度的发展与创新

作者:王欣新  发布时间:2017-07-28  浏览量:4159 次   来自:人民司法

  三、管理人制度的创新与展望

  管理人制度的发展与完善离不开不断的创新。目前一些地方在积极实施市场化管理人制度的同时,已经开始进行各种制度与规则方面的创新尝试,如尝试取消以管理人名册为指定范围、全面跨地域指定、由债权人或债务人推荐管理人、对特定案件适用直接指定方式,等等。在前文中提及的各种改革措施,也都是创新的体现。

  凡是创新都难免会突破原有的思维定势、操作惯例以及一些制度局限,改变原有的利益格局,乃至触动一些既得利益者的奶酪。创新是为了正确地发展,但创新也是有风险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创新也是一种试错机制,在管理人制度方面的创新也是如此,难免伴随产生各种问题与不足。这就要求我们的社会要有开放的态度、容错的肚量与纠错的保障,只有不断创新,才能有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才能有破产法治下的管理人制度逐步完善。

  在理念与制度创新的过程中,不仅要从本国的司法实践中汲取经验与教训,还要借鉴世界各国的先进经验。2016年G20峰会期间,在中美元首会晤形成的成果中对破产法问题十分重视,强调中方将通过继续建立专门的破产审判庭、不断完善破产管理人制度以及运用信息化手段等方式推进破产法的实施。此后,2016年12月在北京和上海分别举办了以破产法为主题的中美法律交流学术会议,2017年5月在湖南常德举办了破产法专题的中德法治国家对话第十七届研讨会。2017年5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35次会议,会议指出,要坚持对外开放,适应国际通用规则。只有充分借鉴世界各国有关破产法立法与实践的经验,才能为我国管理人制度的创新与发展提供不断的助力。

  管理人制度的创新必须与司法实践的需求密切结合,所有的创新都应是为了更好地解决问题,而不是单纯的标新立异。在创新中还要注意辨明改革的实质,从而从根本上推动制度的前行。例如现在正在实行的执行转破产,乃至有的地方进一步推行的诉讼转破产的改革措施,从破产的角度讲,其最关键的实质内容无非就是让法院把已经发生破产原因、依法应当受理的企业破产案件及时予以受理,破除当事人对破产申请的惰性认识与错误利益判断,阻断其他制度对破产法实施可能产生的不当替代与恶性循环效应。所谓转破产只是利用程序上的衔接更好地破除在破产申请、案件受理方面的一些认识误区与行为障碍,管理人制度的改革也应循此思路。笔者认为,目前应当考虑有前瞻性地着重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应对实践中对预重整、债务人自行管理的成长性需求与发展前景,建立预重整中由债务人自行聘请中介机构并在重整程序中获得继任的管理人指定实质前移等新模式,改变对前期(债务人进入破产程序前)提供预重整咨询指导服务的中介机构属于有利害关系者、在破产程序中不得指定为管理人的错误认识。

  从一般原则而言,曾为企业破产或重整提供预先服务,不应简单地视为存在可能影响忠实履行管理人职责的利害关系。中介机构为破产程序提供预先服务,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有助于破产法的顺利实施和案件正确审理,是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机制的表现。如果因提供了预先服务就禁止中介机构在随后启动的破产程序中担任管理人,就可能导致无人愿为当事人提供预先服务,这是不利于破产与重整进行的。为了更好地挽救企业,实行预重整程序、债务人自行管理程序是肯定需要中介机构事先服务的。将提供破产预先服务视为中介机构存在利害关系,禁止其在破产程序中担任管理人,将严重影响预重整和债务人自行管理程序的适用,不符合破产法的发展趋势和运作规律,也违背立法规定本意,会给我国破产立法的发展与完善造成障碍。为当事人提供破产预先服务,性质不同于禁止任职的提供相对固定的中介服务如担任法律顾问的服务。禁止任职类的服务,通常是在利益冲突的博弈中维护委托人一方的利益,由于事先某一独立利益关系的存在而可能影响后续管理人职责的公正履行。而破产预先服务与管理人工作职责并不存在利益冲突,两者在事务性质上具有同一性和延续性,在利益方面具有一致性和相容性,并不会形成与破产程序利益以及管理人忠实履行职责相对立的独立利益和利害关系。更何况企业的破产特别是重整挽救,还必须在破产程序内进行协商和博弈,期间还有法院与债权人会议的监督,包括对重整计划草案的表决乃至对管理人的更换,有足够的制约机制。所以,提供破产预先服务是不具有影响公正、忠实履行管理人职责情形的,不应影响中介机构在破产程序启动后继续担任管理人。与此同时,面对管理人的指定从传统的立案后介入向有前瞻性的事前介入转变的新情况,也要研究解决如何进行规范与监督的问题。

  第二,中小微企业简化破产程序中管理人的作用与工作规则。中小微企业在企业总量中占绝大多数,如何高效、快捷地解决这些企业的破产问题,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简化破产程序是市场经济与法治发展的需要,是完善市场化破产法的需要,是优化社会资源尤其是司法资源配置的需要。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2016年授权第五工作组(破产法组)制定中小微企业破产的立法指南与示范法,指出:“兹授权第五工作组为解决中小微企业的破产问题制定适当的机制和解决办法,其中应侧重于从事商业活动的自然人和法人。虽然关键的破产原则和《贸易法委员会破产法立法指南》提供的指导应当是讨论的起点,但工作组应当着眼于对立法指南中已提供的机制作出特别调整,以专门处理中小微企业问题,并根据需要制定新的简化机制,同时考虑到这些机制需要力求公正、快捷、灵活和节省费用。”

  虽然我国尚未制定自然人破产法,但是中小微企业破产程序的简化问题在实践中已经十分突出,繁复、冗长、高价的破产程序已经将许多中小微企业实际排除在外。一些地方法院已经开始在现有法律规定之下进行简易破产程序的尝试,如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以及温州、杭州、嘉兴、衢州等一些地方法院,北京的朝阳区人民法院等都制定了一些破产简化审理的规则。管理人的工作对公正、高效、快捷、灵活和低成本地解决中小微企业破产问题具有重要的作用与影响,为此,在通过立法建立破产审判简易程序的同时,需要确立管理人的相应工作规则等制度,充分发挥管理人在实施中小微企业破产简易程序中的重要积极作用,通过管理人的各项具体工作实现破产简易审理的目标。

  第三,跨境破产案件中的管理人工作。目前中国的对外贸易与投资日益增多,也就难免遇到跨境破产问题。无论是对外国与其他法域破产裁判的承认,还是寻求对我国破产裁判在境外得到承认,都离不开管理人的具体工作。管理人如何寻求我国破产裁判在境外的承认?我国破产裁判在境外获得承认后如何管理在境外的破产财产?如何配合在境外启动主要破产程序地的管理人在我国执行其破产裁判?如何操作在我国启动的次要辅助程序?这些都需要确立统一、规范的管理人工作规则。为此需要承认并学习国际上对解决跨境破产问题所制定的国际通用规则,如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制定的《破产立法指南》《跨国界破产示范法及立法指南》《跨国界破产合作实务指南》《破产立法指南第三部分:破产企业集团对待办法》等文件,并熟悉各国有关立法与执行情况,以保障在跨境破产案件中能够国际化、法治化、市场化、常态化地完成管理人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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