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僵尸企业”生与死

　　编者按

　　位列今年五大结构性改革任务之首的“去产能”,如同一把悬在空中准备剔除赘肉的利刃,使那些长期依赖政府补贴、银行续贷而苟延残喘的“僵尸企业”,真切感受到“大限”的步步逼近。

　　众所周知,这些债台高筑、冗员充斥、有名无实的僵尸企业,大多深陷“活不起”也“死不得”的困局,已恶化为拖累经济增长、吞噬市场活力的“毒瘤”。随着各地“去产能”力度不断加大,加快“僵尸企业”清退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一环。

　　为此,本报评论部邀请国内知名学者何帆、新华社记者刘荒,围绕“僵尸企业”清退等热点问题进行对话。从学者独到的理论见解,到记者深入的采访观察,他们或见仁见智,或互为补充,通过深度剖析“僵尸企业”的生存逻辑,为妥善处置“僵尸企业”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嘉　宾:何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财新传媒首席经济学家)

　　　　　 刘荒(新华社高级记者)

　　主持人:易艳刚(新华每日电讯评论员)

▲财新传媒首席经济学家何帆

　　◎“僵尸企业”就像锈掉的齿轮,无法顺畅地转动。一旦企业的齿轮被卡住,宏观经济的齿轮也终将停止转动

　　◎银行才是造成“僵尸企业”问题的根源

▲新华社资深记者刘荒

　　◎丧失造血功能的“僵尸企业”,如同经济血脉中不断渗透和迸裂的“出血点”,不仅降低资源配置效率,还极易引发金融风险

　　◎如果说“僵尸企业”是深化改革的“硬骨头”,国有“僵尸企业”就是社会稳定的“马蜂窝”,处置中普遍存在“等一等、别惹麻烦”的畏难情绪

　　“僵尸企业”:到底还能活多久?　　　

　　主持人:请两位嘉宾给“僵尸企业”画个像,帮助人们认清它的模样。

　　何帆:按照牛津大辞典的解释,“Zombie”(僵尸)一词来源于西非刚果的方言,意思是“被某种巫术复活的尸体”。“僵尸企业”是指那些效率低下、扭亏无望的企业,它们本来早就应该关门死掉,但由于地方政府或银行救助又得以复活。

　　20世纪90年代,日本股市泡沫和房地产泡沫破裂,为控制不良贷款激增,日本银行业决定继续为濒临倒闭的高负债企业提供资金。此举虽然避免了金融危机,却让这些企业成了“僵尸企业”,拖累日本经济陷入“失去的十年”。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美国也出现大量“僵尸企业”,连通用汽车公司都启动破产程序。近几年,中国经济进入“三期叠加”的新常态,一些行业产能过剩严重,大批“僵尸企业”挡住经济转型之路,必须尽快妥善处置。

　　刘荒:由此可见,这种市场机制被扭曲的资源错配现象,既非中国独有,亦非国有企业所独有。如果从词语本义分析,西方文化中没有东方的“僵尸”,东方文化里也没有西方的“Zombie”。在中国文化语境里,“僵尸企业”更像认知能力完全丧失的“植物人”,一旦拔掉维系生命的各种管子,很快就会咽气死掉。

　　自年初以来,各级政府纷纷祭出去产能的“撒手锏”,但“僵尸企业”究竟还能活多久,恐怕没人能说得清。这些长期依赖银行续贷、政府补贴等非市场因素生存的“吸血鬼”,照样还会拿“死账”和“活人”当筹码,重新上演有惊无险的生死博弈。这种“无绑架,不僵尸”的勒索社会特征,与经济学家彼得·科伊早期定义的“僵尸企业”概念相吻合。

　　何帆:目前,人们主要采用三种方法识别“僵尸企业”。首先是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的官方标准——不符合国家能耗、质量、环保、安全等标准,连续亏损三年以上,不符合结构调整方向的企业。

　　其次,由武汉科技大学董登新教授提出的“扣除非经常损益后,每股收益连续3年为负数的企业”的方法。这种扣除非经常损益后的每股收益,更能反映企业的实际经营状况。

　　另外,由经济学家Caballero、Hoshi和Kashyap共同提出的方法,简称“CHK方法”。由于“僵尸企业”往往会受到来自银行的支持,因此识别“僵尸企业”的关键,是找到哪些企业得到了来自银行的鼎力扶持。他们将最优利率与企业实际支付的利率进行对比,而那些实际支付利率比最优利率还低的企业,就有可能是“僵尸企业”。

　　刘荒:除了中央企业由国资委负责外,各地“僵尸企业”的摸底排查工作,主要由地方政府推动完成。这种自行认定方式仍属于行政手段,虽有利于调动各方积极性,但易受政府和部门的自身利益、短期目标所左右,造成“僵尸企业”定义模糊、标准不一。

　　记者调研中发现,有的部门将注册未开业或自行停业的休眠企业当成“僵尸”、有的大企业把专为投标注册设立的“空壳”公司视为“僵尸”、有的地方将三年无所得税入库的市场主体看作“僵尸”……不仅底数不清、数量成谜,多数地方政府对谁是“僵尸企业”更是讳莫如深。

　　“大家都喊着‘去僵尸’,没见哪家企业承认自己是‘僵尸’!”一位地方官员向记者感慨地说,“僵尸企业”清退意味着恢复市场机制,谁是“僵尸”应该由市场说了算,不能让政府决定谁“死”谁“活”。

　　主持人:根据你们的研究与经验,哪些行业和地区更容易出现“僵尸企业”?

　　何帆:我们以国内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五种原则性方法和四种综合性方法,对2007年至2014年国内僵尸企业的规模进行测度发现,截至2014年底中国上市公司中大约有10%的僵尸企业。这个比例与此前有媒体采用董登新教授的评估方法,得出A股市场有266家僵尸企业的结果基本吻合。

　　从产业分布规律来看,“僵尸企业”主要分布在以下行业:一是与经济周期相关的资源型产业；二是钢铁、煤炭、造纸等产能过剩产业；三是应倒闭而没有倒闭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四是数量多、基数大,比例不高的房地产业。相对于其他产业而言,这些产业更容易出现“僵尸企业”。

　　从地域分布规律来看,西部地区企业更多靠中央政府和东部地区的转移支付,因而“僵尸企业”出现比例更高；东北三省、山西省,无论是从政府还是银行角度考察,出现“僵尸企业”的概率都比较高；出乎意料的是中部地区、中等发达地区,河北、湖南、广西、云南等,出现比例高于东部和发达地区。这些“僵尸企业”出现数量较多的地区,主要是产业结构高度单一、经济欠发达的地区。

　　刘荒:这个分布规律的研究非常必要,有利于从国家层面完善政策配套体系,各地可根据产能过剩行业、经济落后地区和国有“僵尸企业”的难度和特点,因地制宜、分类有序,提高“僵尸企业”处置效率。

　　在以煤炭、钢铁、石油等资源型产业为支柱的东北地区,国有企业比重畸高,去产能的任务重、难题多、责任大,稍有闪失就有可能前功尽弃。目前,除对占有矿权的“僵尸企业”加快淘汰退出、集中清理休眠企业外,一些地方对负担沉重的国有“僵尸企业”,不仅不肯“动刀子”,甚至不敢“戴帽子”,生怕把“睡着的孩子拍醒了”。

　　类似这种既未公开“僵尸企业”底数,也未提出市场清退任务的现象,显然不符合“情况要摸清、目的要明确、任务要具体、责任要落实、措施要有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案的要求。东北三省部分受访官员认为,如果说“僵尸企业”是深化改革的“硬骨头”,国有“僵尸企业”就是社会稳定的“马蜂窝”,大家普遍存在“等一等、熬一熬,别给自己惹麻烦”的畏难情绪。

　　何帆:事实上,一些“僵尸企业”占比较高的行业和地区,恰恰是国有企业占比较高的行业和地区。我们采取“有罪推断”和“无罪推断”两种分析框架测算发现,国有企业更容易成为“僵尸企业”。

　　这个结论主要源于我们的对比推断:一是国有企业占所有企业的比例,二是国有“僵尸企业”占所有“僵尸企业”的比例。结果显示,国有“僵尸企业”占所有“僵尸企业”的比例明显大于国有企业占所有企业的比例,国有“僵尸企业”实际数量始终大于理论数量。

　　刘荒:20世纪80年代,匈牙利转型经济学家科尔奈提出“软预算约束”理论,认为源于国家“父爱主义”的投资饥渴症,会催生国有企业预算约束软化。一些无望恢复生机的国有企业,因得到政府隐性担保而免于破产倒闭,成为国有“僵尸企业”的早期版本。

　　今年4月中旬,广东省率先出台国有“僵尸企业”出清重组指导意见和实施方案,明确到2018年底基本实现市场出清。据权威部门统计,截至2015年12月31日,广东省国有“僵尸企业”共3385户,涉及在职职工66802人,退休人员57855人。

　　与此前国资委提出用3年时间基本完成主体任务,到2020年前全面完成各项工作,以及山东、甘肃、河北等省份去“僵尸企业”的目标和措施相比,无论是企业户数、职工人数、资产负债等数量和措施都更为详细具体,因而也获得了更广泛的社会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