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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兴利 | 建立个人破产制度:化解个人债务纠纷的新路径

作者:  发布时间:2021-02-19  浏览量:171 次   来自:企业破产与重组研究会

作者简介:郭兴利,法学博士,淮阴师范学院法律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副院长。原文出处:《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建立个人破产制度:化解个人债务纠纷的新路径

郭兴利

摘 要:极端个人债务纠纷主要有暴力逼债、涉黑讨债、自残要债、抢先要债、霸道拒债、恶意逃债、消极避债、择亲还债等,这不利于社会和谐与稳定,也不利于社会公平与再生。建立个人破产制度不失为化解极端个人债务纠纷的有益探索。个人破产制度要着重关注破产原因、程序启动与法院受理后的效力、失权与复权制度、免责制度与自由财产制度等问题。完善的个人破产制度和理性的个人破产文化,可以有效地避免有清偿能力的债务人以破产为借口来逃债。

关键词:个人破产 个人债务 欺诈破产 

近年来,民间各种个人逃债、躲债与讨债、要债的恶性事件频现报端,这些行为不仅没有解决原来的债务纠纷,而且往往带来新的矛盾与冲突,进而衍生为和谐社会建设进程中的障碍。社会生活的经验反复告诫我们,传统的个人债务解决机制无法有效应对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利益诉求,甚而容易变异为极端的民间债务纠纷。因此,我们迫切需要探索化解民间债务纠纷的新机制,本文认为:建立个人破产制度不失为化解个人债务纠纷的有益探索。

一、极端个人债务纠纷之表征

本文所述个人债务,一般指债务人与债权人都是自然人的债务,以及个体工商户、承包经营户、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等非法人组织之间的债务及它们与自然人之间的债务。但是,特殊情况下也可指债务人为自然人、债权人为法人的债务。总之,是指至少债务人一方不是法人的债务。这类个人债务纠纷在我国社会特别是基层社会广泛存在,并且通过各种路径加以解决。但是,近年来各种极端的个人债务纠纷大量出现,其主要表现为:

1、暴力逼债。主要指债权人自己通过暴力方法来逼迫债务人就范,常见的方法有伤害、非法拘禁、绑架乃至杀害债务人(或者债务人的家人等)。一般是债权人处于强势地位,如在经济实力、社会地位、身体力量等方面处于优势,进而通过暴力来实现债权。但是,特殊情况下当债务人处于明显弱势地位时,在通过其他方法难以实现债权时,也有铤而走险通过暴力逼债的情形,例如甘肃民工王斌余因为要不回工钱而杀死4人、重伤1人被判处死刑一案。[1]

2、涉黑讨债。主要指债权人通过黑社会形式来讨债,具体又可以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情形是债权人雇佣黑社会人员来讨债,这是涉黑讨债得主要情形。例如近年来社会中蔓延的讨债公司,它们之所以能帮助债权人讨回债务,可以说主要是行走在法律的边缘地带,其讨债的方法、手段、形式具有明显的争议性,而其中部分讨债公司,甚至发展为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另一种情形是债权人自己就是黑社会成员,他们讨债时习惯性地使用黑社会的一些手法。涉黑讨债中一般也使用暴力,但它与暴力逼债的区别在于:暴力逼债是简单的使用暴力,一般来讲组织性不强;而涉黑讨债则是有组织、有计划的使用黑社会的暴力手法来要债,它的危害程度通常比一般的暴力逼债要大。

3、自残要债。主要指债权人通过自虐、自残乃至自杀等方式要债,一般发生在债权人处于弱势地位的案件中,如近年来频现报端的农民工上吊塔(或楼顶)要债、自焚要债等就是这种情形,如郑州24名农民工爬上四十米高的楼顶讨要工钱一案,又如从沈阳来哈尔滨打工的曹庆为讨工钱自焚致重度伤残一案。[2]这类案件由于双方当事人的社会地位悬殊,加之手段的残酷性,通常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值得注意的是,在自残要债中,有时也伴有暴力的发生。有的是先向债务人施以暴力,讨债无果后被迫自残以引起社会关注;有的是在要债时与对方同归于尽,如湖北民工胡兴英在哈尔滨向工头任某讨要4000元工钱未果,愤而将油漆泼向自己与工头后点燃致本人死亡、工头重伤一案,又如四川民工徐天龙在济南为给工友讨要欠薪被包工头指使的手下人殴打后,愤而将汽油烧到自己身上后抱住包工头欲同归于尽,结果造成自身严重烧伤一案。[2]

4、抢先要债。主要指债务人无力清偿全部债务从而陷入债务危机时,一些知悉债务人内部信息的债权人率先通过各种途径实现债权,而其他债权人得不到清偿,也就是所谓的“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

5、霸道拒债。主要指债务人耍无赖,分为两种情形:一是“有钱也不给你,看你能把老子怎么样”,这种情形下的债务人一般处于强势地位,即民间常说的“欠钱是大爷”。二是“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其中又分“真没有钱”和“装没有钱”两种情况,在“真没有钱”的情况下债务人往往迫于无奈而拒债,而在“装没有钱”的情况下拒债与第一种情形比较类似。

6、恶意逃债。主要指债务人原本有还债能力却采用“金蝉脱壳”等方法,逃出债权人控制的地域范围,在异地依旧过着正常的、乃至富足的、甚至奢侈的生活。比如,珠海市的梁某为躲债全家改名,迁居十年。[3] 更有甚者,一些“老赖”甚至跑到国外去躲债。[4]而当经济运行出现不良信号后,债务人恶意逃债更是普遍。比如,2008年6 月至 11月,浙江省德清县人民法院共受理了因企业主躲债逃匿而引发的系列诉讼案件479件 ,其中,395件(占82.5%)为追讨劳动报酬,59件(占12.3%)为民间借贷纠纷,而在这59件民间借贷纠纷中,原告为自然人的有56件。[5]

7、消极避债。主要指债务人在无力履行的情况下,为了摆脱债权人的一再追讨而不得以的消极避世行为。如有的债务人躲到荒山之上,被迫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例如重庆李先培为躲债变成现代“山顶洞人”事件;[6] 更有严重的,为了躲债,自己干脆去犯罪,等着进监狱,从而使债权人再也不来缠自己,例如河北省乐亭县农民史某为躲债故意犯罪被判8年一案。[7]

8、择亲还债。主要指债务人无力清偿全部债务时,先清偿与自己关系密切的债权人的债,从而使其他债权人得不到清偿。

二、极端民间债务纠纷之危害

1、不利于社会和谐与稳定。首先,一些带有暴力的债务纠纷解决方式,很容易把原来的民事纠纷升级为行政违法乃至刑事犯罪,从而加剧了社会矛盾。例如,在(伴有暴力的)自残要债中,常常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债权人(如民工)采用绑架或者伤害行为,很多时候债权没有实现,相反,债权人却触犯了刑法。而暴力逼债中的为富不仁历来为中国社会所逅病。在这些情况下,社会比较容易同情弱者,容易引发群体事件,从而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同时,就自残要债中的债权人(如民工)个体来讲,不管他是自残或者犯罪,对于其家庭而言,都是主要劳动力的丧失,这将使本来就处于弱者地位的当事人的家庭经济更加拮据,有可能成为社会不稳定的新的源头。其次,涉黑讨债不仅直接威胁着社会的稳定,而且还与正常的债务解决机制形成紧张关系。因为,当那些以讨债为主业的黑社会组织没有业务时,他们可能会通过各种途径干扰正常的债务清偿行为,从而为自己的出场制造条件,这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2、不利于社会公平与再生。首先,极端债务解决方式不利于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公平。例如,在恶意逃债和有偿还能力的霸道拒债中,债务人逍遥法外,而债权人的合法权利得不到保护,这对债权人与债务人而言显然是不公平的。又比如,在消极避债等情形中,一些作为经营者的债务人对社会的发展已经作出了贡献,但如只因对市场风险的预计出现偏差,如其一旦负债而陷于永难翻身之绝境,是否符合公平,当有商榷余地。因为,有些市场风险因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是难以预计的,如一个中小经营者是难以预计到美国金融危机的发生并立刻认识到其对自己经营之影响的。其次,极端债务解决方式不利于债权人之间的公平。例如,在抢先要债中,捷足先登者将可能获得全部或者部分的清偿,而其他债权人可能仅获得少数的清偿甚至不能获得清偿。又比如,在择亲还债中,与债务人关系密切的债权人将得到较多的清偿,相反,与债务人关系疏远的债权人将得到较少的清偿。而这些清偿行为,理论上讲符合债权平等原则。但显然,单纯依民事诉讼程序进行的清偿,其结果在事实上对债权人而言却是有失公平的。再次,极端债务解决方式不利于社会的再生。例如,在暴力逼债、自残要债、消极避债等情形中,债权人或者债务人已经走上绝路,或者伤残(死亡),或者身陷囹圄,或者与世隔绝,他们再次回归社会的路实在是漫长而艰辛。社会的公平感是社会和谐的重要内容,而社会的再生能力是社会具有生机与活力的重要指标,极端债务解决方式显然不利于社会的公平与再生。

三、个人破产制度的基本框架

极端民间债务纠纷的广泛存在,是我国社会各种矛盾纠集的结果,其原因之一就是与当前我国个人破产制度的阙如有关。1986年《企业破产法(试行)》,适用于全民所有制企业。1991年制定的《民事诉讼法》规定了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一章,实际上只适用于作为法人的集体企业、私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等。2007年新《企业破产法》第二条规定: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依照本法规定清理债务。企业法人有前款规定情形,或者有明显丧失清偿能力可能的,可以依照本法规定进行重整。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其他法律规定企业法人以外的组织的清算,属于破产清算的,参照适用本法规定的程序。由此可见,破产法适用的基本主体是企业法人,即公司。而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等其他依法设立的营利性组织,也可成为我国破产法的适用主体。显然,新旧破产法都将个人排除在它的适用主体之外。因此,有必要扩大我国破产法的适用范围,即赋予个人破产能力,建立我国的个人破产制度,以有利于化解个人债务纠纷。本文认为,建立我国的个人破产制度,尤其要注意以下几方面:

1、个人破产的破产原因。破产原因是破产案件受理的实质性要件,也是法院能够对债务人宣告破产的法律依据。根据国际惯例,个人破产原因主要为不能清偿与停止支付。所谓不能清偿,是指债务人因丧失清偿能力,对已届清偿期限并受请求偿还的债务无法清偿的客观状况,也可以称为无力清偿或者支付不能。不能清偿通常意味着:对已经到期并经债权人提出清偿要求的债务持续性的、全部性的不能清偿,并且已经丧失清偿能力,即债务人穷尽自己现有的财产、信用、技能等综合实力仍不足以清偿到期债务。所谓停止支付,是指债务人以其行为向债权人表明不再清偿到期债务。停止支付通常意味着:对已经到期并经债权人提出清偿要求的债务持续性的、全部性的表明不再清偿,而不问债权人是否真的有清偿能力(即使有清偿能力,但是只要债务人有不再清偿的行为表示,就是停止支付),也不问是其是通过明示(如明确宣布)或者默示(如逃到外地、隐居不出)的行为来表明其不再清偿。

2、个人破产的程序启动与法院受理后的效力。债务人或者债权人如果认为破产原因已经出现,可以向法院申请债务人破产,从而启动个人破产程序。法院在法定期间内对破产申请进行审查,如果认为符合破产原因的,应该裁定受理破产案件,从而标志破产程序开始,并且发生以下效力:债务人不得对个别债权人进行清偿并且丧失对财产的管理处分权,同时其人身受到一定的限制以确保破产程序顺利进行,债权人不得于向债务人个别追索债务并且应该在法定的时间内进行债权申报,另外还要中止一切有关债务人财产的民事诉讼或者仲裁、民事执行程序或者其他保全措施。

3、个人破产的失权与复权制度。现代破产制度,虽然已经屏弃了破产有罪主义,但是,毕竟破产给债权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了损害,故破产惩罚主义仍然一定程度的存在,失权制度就是破产惩罚主义的主要体现。所谓失权即指给予破产人各种公法、私法权利或者资格的限制。以我国台湾为例,个人破产会造成如下资格的丧失:公职人员候选人资格、律师资格、会计师资格、商务仲裁人资格、建筑师资格、技师资格、工(商)业同会公会会员代表资格、农(渔)会会员资格、合作社社员资格、公司经理人与股份公司董事及监察人的资格、证券商的董事、监察人、经理人与业务人员的资格、私立学校的董事资格、遗嘱监管人、失踪人的财产管理人及清算人的资格、无限公司的股东或者合伙人的资格、当铺营业人的资格。[8] (pp132-135)[9] (pp108-109)我国将来建立个人破产制度,可以规定破产的个人不能担任公职人员、律师、仲裁员、陪审员、注册会计师、公证人、公司的董事、监事即高级管理人员、基金管理人的基金从业人员等。考虑到我国“执行难”的现状,在失权制度中还应该限制破产人的高消费行为,如禁止其购买不动产、高额奢侈消费品,禁止其在高级娱乐场所、高级宾馆、高级饭店、高级会会所(俱乐部)消费,禁止其出国(境)旅游等等。所谓复权制度,是指依据法定程序或者法律规定,将破产人因破产宣告所受的破产程序以外的各种公法、私法权利或者资格的限制予以解除,从而回复其固有权利的一种制度。复权的条件一般可以规定为:债务人已经完全履行了债务或者债务被免除,以及破产程序终结已满法定年限。复权制度有利于尊重与保障债务人的人权,有利于债务人的再生与回归社会,也有利于打击欺诈破产(对于欺诈破产的个人,在复权方面往往会有更多的限制性规定)。

4、个人破产的免责制度。免责制度是指在破产程序终结后,对于破产人未能因破产程序清偿的债务,依法予以免除继续清偿责任的制度。很显然,免责制度是平衡债权人与债务人利益的结果,从一定角度讲,免责就意味着债权人的合法债权得不到清偿,其利益必然受到影响;但是,如果不建立免责制度,那么,债务人一旦陷入债务危机则难以再生,同时,如果不给予债务人一定的优惠,其必定怠于主动提出破产申请,进而可能进一步负债而应验“债多不愁”的俗语,这又将在最终意义使债权人的利益受到损害。免责制度要解决免责的条件、范围、限制、撤销及程序等问题。免责的条件是指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免责,一般要求诚信的破产人在清偿了一定比例的债务才能免责。免责的范围是指对什么债务可以免责,一般只要不是法律明文规定的不能免责的债务均可免责。免责的限制,即包括法律规定一定的债务不能免责,还包括免责的效力只及于破产人本人的清偿责任,而不及于破产人的保证人的保证责任、担保人对债提供的担保责任、以及连带债务人对债的连带责任。免责的撤销是指在破产人因通过欺诈方式获得债务免责之后一定期限内,债权人可申请撤销免责从而恢复债权效力。

5、个人破产的自由财产制度。所谓自由财产,指个人破产制度中的不得用于破产程序之债务清偿的、破产人可以自由管理、使用和处分的财产。自由财产制度是保障债务人基本人权、维护人格尊严的需要,它体现了社会的文明与进步;它还有利于债务人积极启动破产程序及其再生,进而有利于债权人和社会公共利益,从而最终有利于社会之稳定与发展。自由财产一般包括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保障与维持破产人及其所抚养之人的基本生活的财产,如最低程度的衣食住行等方面的财产。第二部分是保障破产人再生的财产,一般指其必要的劳动工具、学习资料等。第三部分是对破产人有特定精神价值的财产(如结婚戒指)、特定使用价值的财产(如残疾人的轮椅、假肢)等。

四、个人破产制度对极端个人债务纠纷的化解

建立个人破产制度,有利于我们转变价值理念,即从将债权人凌驾于债务人之上转变为在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进行利益平衡,也是我国在破产法领域与国际接轨的需要。个人破产制度的建立,对于化解个人债务纠纷而言,至少会起到以下作用:

1、个人破产制度的建立,可以减少消极避债、暴力逼债、涉黑讨债。由于个人破产制度中已经建立起自由财产制度与免责制度,诚实但不幸的债务人,可在破产后获得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一定财产,并且对未清偿的债务在一定条件下不再负有清偿的责任,因此,债务人不会因为破产而无家可归或者有家不敢归,从而不必消极避债,同时债权人也不能无理缠债,更不能对债务人的人身进行伤害,从而减少暴力逼债、涉黑讨债。总之,债务人不能仅仅因为欠债,而丧失做人的最起码的尊严。其实,“历史经验表明 ,收入分配差距太大和社会财富向强势群体、精英阶层集中 ,甚至以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满足强势群体的需要 ,会使弱势群体产生强烈的被剥夺感和不公平感 ,一旦超出其心理承受能力就会引发社会冲突甚至社会危机 ,和谐社会便无从谈起。” [10] (p 6)

2、个人破产制度的建立,可以减少抢先要债、择亲还债。破产制度的基本精神,就是在债务人的财产不足以支付全部债务时,对所有的债权人进行公平的清偿。因此,一经进入破产程序,对个别债权人的清偿行为无效,这样,就避免了抢先要债、择亲还债的发生。进而言之,就政府治理的层面而言,个人破产制度的建立,在可以减少抢先要债、择亲还债的问题上,还较好的体现了“善治”的理念。“善治理念强调在目的上增进公共利益、满足公众需要 ,体现‘全体人民共同享有’的价值取向。”[11] (p 8)当个人面临破产之际,每个债权人得到相同比例的清偿,这其实就是在一个具体的利益纠葛中权利的共同享有。

3、个人破产制度的建立,可以减少恶意逃债、霸道拒债、自残要债等。现实中,一些有清偿能力债务人常常恶意逃债、霸道拒债,甚而导致处于弱势地位的债权人自残要债。如果建立个人破产制度,则不问债务人是否有清偿能力,只要停止支付到期债务的,债权人可以向法院提出对债务人的破产申请,从而启动破产程序。由此,有清偿能力的债务人一般会履行债务。否则,一旦法院宣告其破产,则债务人将会失权等后果,权衡利弊,债务人一般不会冒此风险。下文将详述之。

五、余论:个人破产制度能有效避免以破产为借口来逃

目前,对个人破产制度存有疑虑的部分人认为,如果允许个人破产,则债务人可能会利用破产来逃避债务。本文认为,正是我国个人破产制度的缺失,才导致大量逃债现象的出现。如果建立起完善的个人破产制度和培育出理性的个人破产文化,则可以有效地避免有清偿能力的债务人以破产为借口来逃债。

1、个人破产中的失权制度能最大限度地避免破产逃债。我国如果建立个人破产制度,完全可以规定严格的失权制度,这样一来,有清偿能力的债务人如果恶意破产逃债,则将在公法、私法权利或资格方面受到重重限制,并且要严格限制他们的高消费行为,他们想要体面地生活显然已经不可能。权衡利弊的结果,还债也许是其更为有利的出路。也许有人说,按照目前我们的发展程度,失权制度无法在现实生活中得到有效地实施。我们认为,只要我们认识到失权制度对于打击恶意逃债等的极端重要性,我们在技术层面上是完全可以让失权制度有效实施的。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使有关信息全国联网成为可能。例如,在罗彩霞事件中,假“罗彩霞”( 王佳俊)因为提前用罗彩霞的身份信息获得了教师资格证书等,才导致罗彩霞无法申请到教师资格证书等,从而导致案发。即天津市教育委员会就申请办理《教师资格证书》事宜,向罗彩霞作出书面说明,以“同一身份证号码、名字已经在贵阳申请过教师资格证,系统无法生成证书编号”为由,取消了罗彩霞的教师资格证。[12]可见,身份信息的惟一性、网络化足以有技术支持。在失权制度中,破产人不能担任公职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都极易监督。因为,公职人员之任职,自然会在国家机关有一定程序,而其他相关人员之任职,按我国现有法律也需在国家机关履行一定程序(如备案等),而国家机关,自然应该和罗彩霞一案中的教育部门一样,对个人的身份信息完全可以通过计算机联网而轻易获得,从而不会让已经破产失权者获得上述任职或者资格。而对于提供高消费的经营者,也应该配备这样的信息网络,并且在每一个高消费者进行高消费前,首先经过身份查证(这不是查顾客是否有资格来此高消费,而是查顾客是否无资格来此高消费),这虽然提高的经营者的成本,但是,这种成本对于社会公共利益而言,是必要的,这也是高消费者消费得起的。同时,经营者如果恶意让失权者进行高消费,则给予相应处罚(如丧失高消费的经营资格),这样,经营者一般不易铤而走险。由此,失权制度自然在现实中有效运行。

2、个人破产中的自由财产的范围限定、免责的撤销等制度,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预防与纠正破产逃债。由于我国没有充分认识到个人破产制度的价值,也使得与个人破产制度的一些配套制度发展缓慢。例如,到目前为止,我国的个人信用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这就导致一些债务人“金蝉脱壳”。只有建立个人破产制度,全国范围的统一的个人信用体系才有强大的内在需求,而且,考虑到我国债权人利益保护的重要性,我国可以在破产法中设立比较严格的自由财产制度,即个人破产时只留给破产人较少的财产,其余财产必须分配给债权人。由此个人信用体系使“金蝉脱壳”再难大行其道,债务人不仅不能在异地过奢侈的生活,而且,其停止支付行为引发破产程序,如果有清偿能力的债务人此时还不履行债务,则对其宣告破产,则其生活水平将因严格的自由财产制度而制约,这显然是有钱人不愿意过的苦日子。这样,履行债务是其更为合理的选择。不仅如此,即使那些侥幸欺诈逃债得逞的债务人,也可以通过免责的撤销制度加以纠正。一些人利用破产逃避债务,也是基于免责制度可以在破产程序终结后,对于破产人未能因破产程序清偿的债务,依法予以免除这一优惠。但是,完善的个人破产制度,不仅包括免责制度,而且还有相应的免责的撤销制度。我国建立个人破产制度时,可以规定通过欺诈等方式的免责予以撤销等制度,这样,如果债务人采用隐匿财产等欺诈方式获得免责的,债权人可以申请撤销免责,从而将该财产用于分配。

3、理性的破产文化,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预防破产逃债。现代破产制度虽然不再是对破产债务人的简单的惩罚,作为一种理性的市场退出机制,它对各相关方提供平等的机会,有时甚而偏好对债务人利益的保护。但是,我们应该清楚,在我们对诚实但不幸的债务人给予一定宽容的同时,社会应该而债务人自己必须要认识到:破产毕竟代表着债务人在消费理念与消费行为、经营观念与经营能力、管理理念与管理水平、经济信誉等方面的缺陷与不足;而且他还给债权人造成的现实的损害;加之历史上由于各国破产法律制度不够完善时,不乏道德败坏的狡猾之徒以欺诈破产为逃避债务之手段。如此种种,都使现代社会中人们对破产欺诈特别防范。在这种社会文化中,债务人一般不原过于冒险,以欺诈破产来逃避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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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杜晓.代理律师详解罗彩霞案赔偿缘由[N] .法制日报,2009-5 -21.

Establishing the Bankruptcy Law System of Individual: a New Solution to Individual Debt Dispute Guo  Xingli

(School  of  Law ,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210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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