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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破产预重整制度探析

作者:  发布时间:2020-12-03  浏览量:231 次   来自:企业破产与重组研究会

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国各类企业经营状况进一步恶化,长期积累的债务问题爆发。

作者:唐妍琳 

来源:律匠学院(ID:eximiouslaw)

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国各类企业经营状况进一步恶化,长期积累的债务问题爆发。根据笔者在最高人民法院“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查询的数据显示,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1月22日,全国法院受理破产案件66145件,较2019年同期增加104.05%;破产审查案件28481件,较2019年同期增加86.7%。为此,陷入困境的企业应当及时与债权人、投资人等各方面进行协商,对企业的经营方式、债权债务关系等事项进行安排与调整,并确定预重整方案,才能在后续司法程序中掌握主动权,使企业“起死回生”。

一、预重整制度概述

在我国《企业破产法》中并无“预重整”的相关规定,关于预重整的规定主要散见于各层级法院司法解释或各地方政府相关文件中。司法实践中,预重整企业应符合“陷入严重财务困难,具有重整可能”且符合《企业破产法》第二条关于申请重整的条件,“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依照本法规定清理债务。企业法人有前款规定情形,或者有明显丧失清偿能力可能的,可以依照本法规定进行重整。”预重整的主要工作包括:梳理债权债务、引入战略投资者、拟定重整计划草案、召开债权人会议等。从司法实践案例来看,预重整主要包括三种模式。

一是破产申请受理前的法庭外预重整,即债权人、债务人和股东等利害关系人通过自行谈判形成重组方案,在此基础上向法院申请破产重整,并依托庭前谈判达成方案制作重整计划草案,法院批准后按照此前形成的重整方案执行并终结。(见: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与二重集团(德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案、泸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五家企业重整案)

二是“清算转重整”预重整模式,即在法院受理破产清算后、宣告债务人破产前,利害关系人完成重组谈判并形成方案,待条件成熟时提起破产重整申请,完成“清算转重整”。(见:能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

三是作为法庭内重整前置程序的预重整模式,即浙江省高院的操作模式——在受理破产重整程序前设置“预登记”程序(见杭州怡丰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重整案)或深圳中院的操作模式——提前指定破产管理人(见深圳市福昌电子技术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开展协商谈判、形成方案,以此为基础进入破产重整。

二、预重整相关规定

2013年6月28日,浙江省高院最早提出预重整制度。《关于企业破产案件简易审若干问题的纪要》(浙高法〔2013〕153号)中规定了破产申请的预登记制度,为预重整制度的推行创造了条件。

2015年2月5日,深圳市中院发布的《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破产案件立案规程》和2019年3月25日发布的《审理企业重整案件的工作指引(试行)》(深中法发[2019]3号)中对预重整制度做出了相关规定。

2017年8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关于为改善营商环境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中提出“加强对预重整制度的探索研究”。

2018年3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22条首次提及预重整制度,“探索推行庭外重组与庭内重组制度的衔接。在企业进入重整程序之前,可以先由债权人与债务人、出资人等利害关系人通过庭外商业谈判,拟定重组方案。重整程序启动后,可以重组方案为依据拟定重整计划草案提交人民法院依法审查批准”。但纪要的规定较为原则,缺乏可操作性的规则。

2019年6月22日,国家发改委、最高人民法院等十三个部委联合印发的《加快完善市场主体退出制度改革方案》提出“研究建立预重整和庭外重组制度”,提出实现庭外重组制度、预重整制度与破产重整制度的有效衔接,强化庭外重组的公信力和约束力。

2019年11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首次对于预重整制度做出具体规定。《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115条明确规定,庭外重组阶段达成的协议与重整中的重整计划草案内容一致的,即可将表决结果带入到重整程序中。

三、预重整流程

预重整的一般流程为企业在进入法院重整程序前先与债权人、重整投资人等利害关系人就债务清理、营业调整、管理层变更等共同拟定重整方案,然后再将形成的重整方案带入由法院主导的重整程序由法院审查。具体如下:

四、预重整经典案例

笔者通过公开渠道搜集整理了我国预重整领域部分经典案例,供各位读者参考:

(一)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以下简称“二重集团”)与二重集团(德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二重重装”)重整案[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10起关于依法审理破产案件、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典型案例]

重整过程中,针对庭外重组陷入困境但有价值的企业,在司法框架范围内,尽可能维持原来已经达成重组方案,将其依法纳入重整计划中,使两家资负债200亿元的中央直属企业,仅用了70天就实现了重生。

1.基本案情

二重集团为中央直接管理的国有骨干企业,是国家重大技术装备制造基地。二重重装系二重集团的控股子公司。自2011年起,二重集团、二重重装多年连续亏损,生产经营以及员工工资、社保基本靠向银行举债和股东提供的资金勉强维持。截至2014年底,二重集团、二重重装金融负债总规模已经超过200亿元。二重重装已经严重资不抵债。

在国资委等有关部门的支持下,以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光大银行为主席行,组织涉及二重集团、二重重装的近30家金融债权人成立了中国二重金融债权人委员会,与二重集团、二重重装及其股东展开了庭外重组谈判。2015年9月11日,在银监会的组织下,各方达成了框架性的重组方案,其核心内容为在2015年内以“现金+留债+股票”清偿全部计息金融负债。同日,债权人机械工业第一设计研究院等向四川省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德阳中院”)提起了针对二重集团、二重重装的破产重整申请。同月21日,德阳中院裁定受理二重集团、二重重装重整一案,并指定管理人接管了二重集团和二重重装。

2.审理情况

2015年11月27日,债权人会议和出资人会议召开,各表决组均通过了《重整计划(草案)》。11月30日,德阳中院作出民事裁定,批准重整计划并终止了二重集团和二重重装重整程序。重整计划执行中,120亿金融债权通过现金清偿和债转股,已得到100%清偿;对于非金融债权,按照重整计划已向各家债权人分别支付25万,其余在2-5年内付清。当年,重整计划整体完成90%。

(二)泸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泸天化集团”)重整案

泸天化集团始建于1959年,实际控制人为泸州市国资委。近年来,受行业产能过剩、投资不达预期等内外部因素影响,企业持续亏损,严重资不抵债,资金链濒临断裂。危机爆发后,银政企三方经多轮艰辛谈判,形成框架重组方案,核心内容为“以预重整为手段、通过资本公积转增获得增量资源、借助银行债转股、留债等方式实现泸天化集团转型脱困及化解金融债权风险”。

2017年末,立足于庭外协商达成的重组方案,泸天化集团五家企业陆续进入破产重整程序。2018年5月至9月,五家企业重整计划草案陆续获高票表决通过,其中泸天化股份重整计划草案在所有类别债权组的通过率均为100%,为全国上市公司破产重整首例。借助“现金清偿+留债+债转股”方式,五家主体涉及的金融债权获全额覆盖,整体受偿率较初期预估的22.6%大幅提升,如未来企业改革脱困成功、形成重整溢价,金融机构受偿率预计可达100%。2018年末,泸天化集团摆脱了持续五年巨额亏损的经营困境,净利润达到行业领先水平,企业改革脱困效果明显。

(三)能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能通科技”)破产重整案

能通科技成立于2002年,是一家非上市、自然人控股的股份公司,2015年,能通科技银行账户和部分应收款被多家法院陆续查封,公司陷入经营困境,故该公司向海淀法院提出破产清算申请。海淀法院于2015年6月,裁定受理此案,并通过随机摇号方式,指定管理人。后在法院的指导下,案件进入重整程序。在历经多次修改完善后,2018年3月29日,在第六次债权人会议上,除出资人组外,全部表决通过重整计划草案。4月28日,海淀法院裁定批准了能通科技的重整计划草案,并终结重整程序。

(四)杭州怡丰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怡丰成公司”)重整案

怡丰成公司因资金链问题,其开发的“东田·怡丰城”项目自2015年3月以来即处于停工状态,因诉讼缠身,楼盘及监管账户也均被查封。后怡丰成公司向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申请破产重整,但因“东田·怡丰城”项目涉及复工续建、购房债权人、工程债权人等诸多利益关系,法院在破产预登记后,即建议公司自行预重整。

得益于预重整期间相关工作的展开,进入重整后怡丰成公司债权人会议顺利召开,各项预案均表决通过。

(五)深圳市福昌电子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昌电子”)破产重整案

1.基本案情

福昌电子系大型民营制造型企业,主要从事通讯和消费电子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年产值在10亿元左右,平均年营业额3.5亿元,聘用员工近4000人,是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的一级供应商。因管理粗放,导致经营成本过高,引发资金断裂,福昌电子于2015年10月突然停产,引发了500余名供应商和3700多名员工激烈维权,引起深圳地方党委、政府高度重视。2015年11月12日,债权人以福昌电子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严重资不抵债为由,向深圳中院申请重整。2016年6月29日,深圳中院裁定受理福昌电子破产重整案。

2.审理情况

鉴于福昌电子被申请重整事发突然,仓促进入司法程序不利于重整工作推进,深圳中院充分运用立案审查程序,开创性地采取了“预重整”模式,即在裁定受理案件前指定管理人提前介入福昌电子,指导管理人对存在的矛盾和问题进行全面摸底协调。

2015年11月13日,深圳中院作出(2015)深中法破(预)字第139 号《指定管理人决定书》,决定在裁定受理重整申请之前,采用“预重整”方式审理,根据最高院和深圳中院规定,指定一级管理人进场辅助企业推进重整。通过“预重整”法院全面掌握福昌电子的状况,为债权人、股东和员工等利益主体搭建沟通平台,矛盾得到迅速平抑,潜在重组方也得以了解企业真实状况和财务底数,坚定进一步投资介入的信心。通过“预重整”的梳理,福昌电子近4000名员工得到妥善安置,企业恢复生产的障碍逐一消除,充分实现了各方主体利益的平衡。

2016年11月9日,深圳中院裁定确认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等308位债权人的债权,确认债权总额人民币409844768.28元。深圳中院将在后续工作中综合考察福昌电子现状,指导管理人积极作为,指导重整工作依法推进。

五、总结

我国对预重整制度尚缺乏明确的法律法规指引,但预重整已经在很多案例中有所体现,企业面临破产困扰时,预重整制度具有广泛的适用空间。在众多经典案例中,政府常常在促进形成预重整方案时扮演重要角色,妥善安置企业员工、稳定债权人情绪,为企业创造有利于达成预重整方案的外部条件。此外,由于预重整本质上属于债务人企业与债权人在庭外沟通的过程,但后续仍需进入司法程序,因此及时与法院沟通每一个步骤、让法院随时了解预重整进度也十分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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