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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产程序中的优先权:冲突解决与体系建构(上)

作者:  发布时间:2018-05-08  浏览量:456 次   来自: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破产程序中的优先权

[提要]基于复杂的优先权人、普通债权人和债务人企业之间以及不同种类优先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以优先权配置和调整为核心代表的破产债权顺序的分配制度成为理论界与司法实践中的重大争议。围绕立法论和解释论的论争主要集中在: 非典型担保、人身损害侵权、环境损害等债权优先权的创设; 破产优先权与担保物权别除权的协调; 职工债权优先权的强化及质疑和税收债权优先权的限制等四个方面。合理配置优先权人与债务人企业、普通债权人之间的利益,不能仅以弱势群体或社会公共利益为导向,应以破产法确立的宗旨和理念作为体系衡量的尺度。

[关键词]破产程序; 优先权体系; 利益衡量

简介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3926( 2018) 05—0087—08

作者简介: 钟健生,江西理工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 司法实务。

现行我国《破产法》的宗旨,既在于公平对待所有债权人,公平合理分配债权,也在于保护“诚信但不幸”的债务人,使其有重生的机会和能力。破产程序中的优先权制度作为“同等情况同等对待”之平等受偿原则的例外,其功能不应仅限于保护弱势群体及谨慎债权人的利益,还应考虑和合理平衡顺位在后的其他优先债权人以及普通债权人的利益,以及彰显破产法立法所代表的价值导向。基于复杂的优先权人、普通债权人和债务人企业之间以及不同种类优先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以优先权配置和调整为核心代表的破产债权顺序的分配制度,引发理论界和司法实践的广泛争议。对此,本文试图从对论争中各种观点的梳理中发现我国破产优先权探讨的集中问题及其局限性,并在破产法宗旨和原则的指导下对给个别优先权的权利基础及其充分性要件进行体系化探讨,从而予以利益衡量,确定合理的优先权发展的可行路径。

一、破产优先权的论争

关于破产程序中的优先权(1),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的分歧与争议主要体现在如下:

(一) 关于新型破产优先权类型的创设


考虑债权的性质或产生原因,通说认为破产优先权的权利基础在于保护弱者利益,体现公平、正义等法律与社会理念以及保障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的立法政策。[1]( P.9-10)但是,由于我国立法并没有对破产优先权概念予以明确界定,在一些具体的优先权认定的。过程中,权利基础论证的泛化,使得逻辑上的可能性出现不同的价值衡量,由此引发多种争议。例如,《破产法》第 109 条规定的别除权,几无例外地认为其基础在于担保物权,认为别除权从属于担保物权,没有担保物权就没有别除权(2)。但至于典型担保物权中定金,以及非典型担保物权的让与担保及所有权保留是否当然构成别除权的基础备受争议。[2]以房地产买卖为代表的买卖型担保债权的性质认定,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问题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 24 条的规定,借款人到期未履行债务,出借人可以就拍卖价款偿还债务,但并未明确该借款债权是否具有优先权。因此,有学者指出考虑到房地产企业融资的合理性以及过户登记以及预告登记的合法性,应当赋予该债权以优先权。[3]


最具争议的当属人身侵权债权优先权问题,主要体现在环境侵权债权和人身损害赔偿债权的优先性问题。对此的探讨由于在立法上尚未明确,主要限于立法论上的探讨,不少学者认为应当在破产程序中赋予人身损害的侵权行为债权优先权(3)。因此,优先权的配置既有助于保障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又可以倒逼经营者改进生产经营,避免大规模环境侵权或其他人身损害侵权现象的发生。尽管认为配置优先权有必要[4],但针对优先权的顺位问题产生分歧: 有学者主张与职工债权同一顺序予以优先受偿; 有学者主张优先于一般优先权和普通破产债权受偿,并按固定比例优先规则处理与物权担保债权的清偿顺序,在担保物价款优先受偿[5]。与之相对的是,有学者认为由于环境侵权引起的行为禁止者或行为履行令,例如停止污染或清理污染的责任承担方式,无法依第 114 条的货币分配方式予以评估和履行。环境侵权债权优先权的配置破坏债权人稳定的投资预期,诱发债务人的道德风险,并且可能增加对企业的监督成本; 较之有效的方法是建立社会基金和责任人追索机制[6]。

( 二) 关于破产优先权与担保物权的衔接


争论的问题主要在于抵押权、质权在破产程序中的限制与保护问题,而这主要体现在担保物权中止行使以及担保物权优先受偿两个方面,具体体现在: 一方面,由于我国《破产法》仅规定破产重整时担保物权才中止行使(4),至于破产清算程序及破产和解程序是否中止行使在立法上并未予以明确,由此有学者认为对担保物权行使的限制应当有区别地扩及到所有破产程序[7]; 另一方面,尽管担保物权人具有别除权,较之于其他债权具有优先性,但仍然受到来自于保护弱势地位以及公共利益债权人的考量,而受到来自劳动者工资债权和税收债权的挑战,认为担保物权人应当完全或部分让步于前述债权; 此外,在我国尚未确定的比较法予以实践的优先权,抑或是新近引发争议的关于是否归为优先权的债权,例如人身侵权损害赔偿之债权和环境侵权损害赔偿之债,都涉及对担保物权所涉之债别除而优先受偿予以否定。


除此之外,关于破产优先权权利基础的讨论还集中在房地产企业破产情形。就房地产企业而言,商品房这一标的物往往聚合物权、债权等多重法律关系,涉及购房者权利、建设工程施工主体权利、被拆迁人权利等多方主体权利,妥善处理不同利益主体的权利冲突和清偿顺位,也是司法实践亟需解决的问题。[8]例如,在已支付全部房款或大部分房款,但尚未转移占有或虽转移占有但未办理过户时,购房人能否行使取回权或是否具有其他优先权的问题。此外,房地产企业所涉的建设工程款债权、税收债权、国有土地出让金债权等是否具有优先权也引发争议。

( 三) 对职工债权优先权的强化与质疑


依据《破产法》第 113 条,职工债权享有优先权,且其具有仅次于担保物权别除权以及破产费用及公益债务优先权的优位顺序。我国立法实践虽和绝大多数国家一样,考虑到劳动者的弱势地位,赋予职工债权以优先权地位,但与大多数国家就职工债权类别、范围、受偿额度予以限制不同的是,对职工债权的规定是开放式的,不对此做类型区分而予以区别对待。对此,学理界和司法实践的讨论主要集中在:


在职工债权的属性方面,讨论是否有必要对开放式的职工债权优先权予以限制,支持论者认为劳动者属于弱势群体,职工债权具有生存权和人身权属性,同时基于社会稳定和民生保护,应当得到全面而优位的保护。例如有学者主张应扩大职工债权的主体范围[9],也有主张具有优先于担保物权受偿的地位[10],司法实践也有主张采纳此观点,坚持对劳动者优先保护和倾斜保护原则[11];反对者认为破产法的宗旨和功能经历由债权人本位到债务人与债权人的利益平衡本位,再到社会利益与债权人、债务人利益并重的变化和发展过程,不能简单且偏好性地保护弱势群体的债权人,应当对多方主体予以衡量,关注企业重新焕发生机和分配公平日益成为趋势,不少学者认为应当从比较法上借鉴,从职工债权类别、范围、受偿额度等方面予以一定程度的限制,以平衡多方利益[12]。


从劳动者职工债权债务纠纷的解决机制方面,反对者认为破产法的宗旨不应有所过分侧重于劳动者的保护,理由在于: 一方面,随着社会保障机制的完善,我国在不久将来能推广建立和健全上海、深圳试点的劳动职工工资救济基金等机制,在因企业进入破产程序而无力支付职工债权的,可以向相关基金申请垫付,以全面保障职工债权的有效实现(5),使得欠薪纠纷能够妥善及时地解决; 另一方面,现有的职工债权的优先性能够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但是如若不加限制地开放式地保护劳动者,既使得破产企业怠于行使按时支付职工工资的义务,又使得破产企业在危机时不能及时充分依据破产法启动重整程序,通过重整和整改使企业重获生机,有违《破产法》的立法宗旨。

( 四) 对税收债权优先权的质疑


为了维护破产前职工的应有待遇、维护税收作为国家财政的重要来第113条将破产人欠缴的其他社会保险费用和破产人所欠税款作为破产清算程序中作为第二清偿顺序的债权。对此,关于税收债权优先权引发的争议主要有二:


(1)立法论上税收优先权问题。主要体现为税收优先权的权利基础问题。基于税收债权属于公法之债,涉及国家财政利益,通说认为应当具有优先权地位。但是,自从20世纪末以来,税收债权优先权呈现弱化趋势:一方面,德国、英国以及澳大利亚等国逐渐将税收债权剔除出优先权的范围[13];另一方面,即便在没有否认税收优先权的国家,多数在税收的效力登记、适用范围、适用形式上也有所限制[14]。由此,比较法上的立法例为我国税收优先权在立法论上的探讨提供借鉴。除此之外,我国房地产企业破产问题突出,如城建税、土地增值税、所得税等税赋在破产债权中占有较大比例,赋予税收债权第二顺位优先权,会对后位债权产生较大影响,也引发立法论上对税收优先权的探讨。

(2)解释论上税收优先权的问题,主要体现在《破产法》与《税收征收管理法》的矛盾与冲突。依据《税收征收管理法》第45条,税收债权优先于无担保债权,同时按债权成立时间先后确定与担保物权的顺位。然而依据《破产法》第109条和第113条,税收债权的优先权顺位仅优于普通债权,而次于担保债权和职工债权。由此,税收优先权在适用上易产生混乱,因此二者是处于同一立法阶层的法律。此外,仅就《破产法》而言,对税收优先权的规定过于笼统,一是对税收的界定不明确,税收是否仅指本金,是否包括滞纳金和罚金,存在疑问(6);二是对税收优先权确定的时间也未明确,“欠缴税款发生的时间”,到底是纳税期限届满还是纳税核定的时间不得而知,由于我国尚未建立和健全税收债权公示制度,设立优先权会导致交易成本增加、程序繁琐,不利于交易秩序的安全[15](P.132-133)。

二、破产优先权的体系化检视


破产优先权制度,因符合实质正义和分配正义的理念而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基础,然而由于破产程序中“僧多粥少”的局面往往必然意味着债权人要做出牺牲,因为对债务人企业有限资产的分配往往属于“零和博弈”,过多分配给优先权人必然意味着普通债权人可获份额的减少。如果说优先权配置不合理,极有可能不利于市场经济的良性发展,反之长远影响社会福利的提升。有鉴于此,为使破产优先权最大限度的发挥其对弱势群体及社会公共利益倾斜保护的制度价值,同时又避免矫枉过正,应当对破产优先权进行体系化衡量。笔者认为,前述论争中的破产优先权往往局限于个别优先权权利基础及顺序的探讨,这种探讨往往是就某一特殊利益或者群体保护的重要性探讨,而忽视对既已确定的破产法理念和社会经济实践指导下的宏观探讨,即个别优先权配置及调整充分性的探讨,也即在破产法整体框架下体系化衡量较为薄弱。具体表现在:

其一,优先权权利基础与破产法的理念的协调往往厚此薄彼。如前所述,不论理论界还是司法实践,对权利基础的探讨较为全面,也即对任何一债权是否具有泛化的优先权依据有分析,使得论者在新近的关于优先权的争论都有依据。但值得注意的是,论者的探讨多集中于必要性或重要性的探讨,仅就某一具体的债权是否有必要上升为优先权的探讨,而忽视对个别债权适用优先权充分性的探讨,例如基于拖欠劳动者债权数额庞大的数据和事关民生稳定而主张职工债权当有超级优先权,或是受到社会典型案例的影响而主张建立人身侵权债权优先权的新型优先权。其局限性表现在:一是宏观上欠缺对破产法宗旨实现的衡量,仅对个别债权探讨优先权,往往体现的是某一特殊群体,主要是弱势群体和社会公共事业的利益,而因其重要性上升到优先权的地位,往往忽视《破产法》所主张的公平分配债权和保护“诚信但不幸”的债务人的宗旨,使得《破产法》仅成为债权分配的“破产清算法”,而使债务人财产成为债权人的“公共鱼塘”,导致债务人企业通过重整和和解复活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二是微观上忽视对其后位优先权及普通债权的比较分析,仅对重要性的探讨论证其必要性在逻辑上不具有足够的说服力,还不能忽视对充分性要件的分析,在破产法领域,赋予某个债权优先权或调整优先权顺位的影响是双向的,简言之,还会造成被调整的后位优先权以及普通债权人的利益受到影响,因而与其它债权比较分析显得尤为必要,也是论证某一目标债权是否有优先权地位的充分条件。如若缺少这一充分性论证,加强了某一目标债权的地位,却忽视了对其他债权及其背后业已经过考量的价值的保护,难免避重就轻、顾此失彼。

其二,《破产法》实践效果不甚明显,更需要彰显破产保护的理念。现行《破产法》出台至今已逾十年,然而由于破产法理念尚未深入得到贯彻,施行效果并不明显,破产率远低于一般国家,未能充分发挥其社会调整作用。[16]就最高人民法院统计的数据看,2003~2012年全国法院共审结破产案件40483件,年均下降12.23%,到2014年呈明显下滑趋势;其中法院宣告案件占比32.55%,宣告破产比例也逐年下降。[17]2014年我国适用破产程序的企业数量每年不足美国的6%,仅为西欧国家的1%;每千家进入破产程序的数量仅为0.11户,显著低于西欧国家平均70户的数量。[18](P.287)随着《破产法司法解释一》、《破产法司法解释二》的出台,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治理僵尸企业大潮中,破产案件受理和审结数量有所上升,2016年受理企业破产案件5665件,比2015上升53.8%,审结3602件,比2015年上升60.6%,其中重整案件525件,比2015年上升43.4%。[19]然而,最大限度的发挥破产法在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的职能作用仍然受到较大限制,具体体现在:多数企业退出市场并非依据司法破产程序,而是依据工商行政手段吊销、注销企业的机制,这使得很多企业并没有经过债权债务清理而直接退出市场;破产司法程序启动者主要是企业债务人而非是债权人,理由在于一方面多数债权人无法全面了解履行能力、经营状况及资产负债等债务人清偿能力的因素;另一方面由于进入破产程序受偿债权额往往较少,债权人更倾向于通过个案诉讼而非破产程序实现债权。很多未能清偿到期债务或者明显缺乏偿债能力的企业并未进入破产程序而是未经过债权债务清算自由退出市场,破产法的实践仍未实现由债权人主导的破产清算法转变为多方主体利益平衡主导的破产保护法,破产保护的理念仍旧未在商业文化中得以植入。然而,优先权的设立及存续往往以牺牲后位债权人或者普通债权人受偿能力的可能性为代价的方式,用以平衡特殊群体债权人的利益,其性质是一种特权,过于泛滥的优先权更会加深《破产法》是“破产清算法”的偏见,使得债务人企业的财产成为“公共鱼塘”,“僧多粥少”的局面令许多债务人企业面临危机不愿意启动破产程序,后顺位债权人及普通债权人更愿意提起个别诉讼实现债权,这在很大程度上会减少进入破产程序的债务人企业财产,反而对具有优先权的债权人也不利;此外,破产重整和和解程序的制度功能难以充分发挥,债务人企业的危机往往难以挽救,仍不利于彰显破产保护其他债权人以及债务人企业自身理念。于此,妥善和谨慎分配和调整优先权,对彰显破产保护的理念显得尤为必要。


其三,破产优先权渐趋衰弱,特殊群体法益保护机制日趋多元。在比较法上,职工债权优先权的趋势呈现衰弱趋势,德国于1994年在《支付不能法》第39条和第123条取消职工债权优先权;日本在2004年修订的《日本破产法》第149条规定优先权数额由之前的6个月限制为3个月工资,类型限制为未支付工资和退休金;巴西在2005年出台的《巴西破产法》规定职工债权优先权由之前的不受限制变更为不超过15个月的最低基本工资(约为13000美元)。此外,美国、加拿大、英国、俄罗斯、瑞典、比利时、荷兰、印度都对职工债权予以限制,主要包括权利主体、优先受偿数额与期间以及优先受偿的职工债权类型。(7)与劳动者的职工债权相似的是,税收债权在破产优先权也呈现衰弱趋势,税收优先权肇始于英国的封建专制制度,当时的口号是“即使债务人死亡,国王仍得优先受偿”,是英国国王特权象征,但是经过多伦博弈、多部法律与案例重塑,1982年英国审查委员会(ReviewCommittee)在《破产法与实践》中主张取消包括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在内的税收债权优先权,并主张在保留的税收债权类型中予以优先受偿债权期间的限制(8)。德国、澳大利亚、丹麦、挪威、瑞典和芬兰等国取消税收债权的优先权,美国和加拿大等国分别在税收债权优先受偿期间与类型上作出限制。除此之外,许多国家主张对现有法定的优先权予以限制,并对优先权的认定采取极其谨慎的态度,对于需要优先权予以特殊保护的群体利益,更倾向于通过探索相应的责任保险、赔偿和救济基金、责任人追索等机制予以保护,从而兼顾债权人利益平衡以及挽救企业债务人危机。目前,我国正在上海和深圳实施欠薪社会保障基金的试点;针对于大规模侵权现象的发生,也能通过行政机制或者团体协会自治的方式予以快速便捷的救济,例如三鹿奶粉事件发生后,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协调22家责任企业设立11.1亿元的赔偿金。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如若优先权的设定及调整过于泛滥,在我国与优先权趋势日渐衰弱的国家经济交往时,在国际破产法领域难免会出现优先权适用纠纷的困局。有鉴于此,越来越多元的保护机制使得保护特殊群体或者弱势群体的优先权配置或者强化缺乏一定的充分性条件。

一言以蔽之,现有研究或集中于某一具体类型的优先权,仅试图建立或梳理“小而全”的特定破产优先权类型,其弊端在于难以贯彻和伸张破产法的宗旨和原则,并未明确破产法的整体发展方向或趋势;抑或是梳理现行立法既定的或未定但尚属争议中的优先权类型,试图建构起“大而全”破产优先权体系及清偿顺序,其弊端在于研究精力分散,论点缺乏清晰明确的论据做支撑,结论往往不具有实践效用而颇有说教之嫌。就破产债权分配而言,在规范性论证某一破产债权优先性及其顺位时,需要谨慎对待,应当具有足够且充分的理由,既要对重要性这一必要性要件考量,又不失对破产法宗旨和原则以及合理对待其他债权等充分性要件予以考量。

(未完待续...)

注释

(1)在此需要说明的是,就破产优先权的狭义解释而言,通说认为其不涵盖别除权。但本文采广义解释方法,将别除权纳入优先权讨论范围。

(2)齐树洁:破产法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08-411页;汪铁山:论破产别除权的权利基础及其裁判规则的选择,南京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第102-106页。

(3)韩长印:破产优先权的公共政策基础,中国法学,2002年第3期,第33-36页;李丹萍:论破产公司环境侵权债权的优先受偿性,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卢春荣:人身侵权之债债权人在破产清偿中的优先权分析,行政与法,2012年第2期,第117-121页;张王锦:论破产公司环境债权之优。先受偿途径,法律适用,2010年第10期;李雪田:论破产优先权,当代法学,2008年5月,第126-127页。

(4)《破产法》第75条第1款。

(5)张茂林:企业破产工资优先权主体范围研究,中国劳动,2014年第5期,第22-24页;侯玲玲、王林清:从民法到社会保障的工资债权保护,法学杂志,2013年第7期,第82-89页。

(6)对此,司法实践持否定看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税务机关就破产企业欠缴税款产生的滞纳金提起的债权确认之诉应否受理问题的批复》(法释2012年9号,2012年7月12日生效):破产企业在在破产案件受理前因欠缴税款产生的滞纳金属于普通破产债权。

(7)立法例上对职工债权的限制表现在:(1)期限上:美国和加拿大,不超过180天;英国,4个月;法国,6个月;日本,不超过3个月;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4个月;(2)数额上:美国,不超过11725元;加拿大,2000美元;英国,800英镑(1976年至今未变,约1319美元);香港,不超过8000港币(约1031美元)。此外,俄罗斯、瑞典、比利时、荷兰、印度等地区都在数额或期限上作出限制。

(8)《破产法与实践》,简称“考克报告”,是英国破产法改革最具影响的报告,参见张歆昱:破产优先权限制理论研究,法制出版社2016年版,第185-192页。

(9)《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24条。

(10)立法例上对职工债权的限制表现在: ( 1) 期限上: 美国和加拿大,不超过 180 天; 英国,4 个月; 法国,6 个月; 日本,不超过 3 个月; 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4 个月; ( 2) 数额上: 美国,不超过 11725元; 加拿大,2000 美元; 英国,800 英镑( 1976 年至今未变,约 1319美元) ; 香港,不超过 8000 港币( 约 1031 美元) 。此外,俄罗斯、瑞典、比利时、荷兰、印度等地区都在数额或期限上作出限制。

(11)税收债务关系说是目前税收法律关系的通说,参见王鸿貌:税法学立场与理论,中国税务出版社 2008 年版,第93 - 113 页。

(12)仅俄罗斯等少数国家对此有明确规定,俄罗斯《无支付能力法》第 134 条规定,除去各种费用外,清偿债权人债权时,第一顺序结算的是债务人对其承担生活或健康损害赔偿责任的公民的债权。

(13)未来诉讼代表人制度,“Future Claimants Representatives”,是指破产法院指定人员担任未来诉讼代表人,统一应对受害者的诉求,并通过任命专家对受损人数量以及赔偿额等进行估算,法院据此强制剥离债务人的部分财产,按照比例注入未来诉讼代表人建立的基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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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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