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皓：结构性去杠杆非总量压缩 监管需协调统一

　　尽管自2016年下半年开始，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双升”势头暂有遏制，经济似有回暖趋势，但是否“见底”仍然众说纷纭。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5月13日发布《2017年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第一季度报告》（下称《报告》）显示，2017年一季度以来中国整体系统性金融风险水平下降，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水平已趋于平稳，但是部分股份制银行的系统性风险指数上升，监管层需要重点关注。

　　课题牵头人、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周皓在接受财新记者专访时表示，《报告》与其他大部分报告关于中国金融风险的结论不同，主要由于《报告》以金融市场数据作为指标，具有前瞻性。而系统性金融风险整体下降的趋势能否持续，取决于中国债务结构能否改善，而去杠杆并非总量的压缩，而是结构性的调整。

　　要做到去杠杆、防风险，周皓认为应该监管体制应该有所创新，要统筹一致。最好将宏观审慎的监管权利，包括对19家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的宏观审慎监管权利，集中在央行，而微观的风险和业务由三会来监管。同时，央行负责统一对外沟通，防止市场预期混乱。

　　整体风险下降 股份制银行风险上升

　　《报告》认为，2017年第一季度整体系统性金融风险水平下降，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水平也已趋于平稳。周皓表示，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实体经济的复苏，表现在PPI由负转正、工业生产力的上升、克强指数的上升等，甚至连雾霾天数都在增加；二是通货膨胀由负转正是减少债务实际成本；三是多年稳健宽松货币政策影响下，债务问题有些缓冲。

　　上述结论与国际清算银行（BIS）近期报告的观点有些不同：BIS认为中国银行业信贷风险在2016年以来急剧上升，需警惕中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性。

　　对此，周皓解释道，BIS使用的指标，主要看信用对GDP的比率、违约率、不良贷款率等，这些指标相对经济周期有所滞后。但《报告》结合了股票市场、CDS市场和期权市场，具有前瞻性。“2014沪港通、2015年国家牛市时，我们的报告显示风险上升非常快，当时甚至比其他机构看得更悲观。但在2015年底后，指标改善非常快，房地产开发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贷款规模悄悄上升，表明复苏已经开始体现。2016年反映到原材料价格、钢铁煤炭价格的上涨，2016年底更体现在房价，就是终端价格调整。”

　　尽管整体风险有所下降，但《报告》结果同时显示，民生银行、光大银行、兴业银行和浦发银行等部分股份制银行的系统性风险指数上升。这一结论与央行近期发布的第4号工作论文认为的“部分股份制银行有系统重要性”（详见财新网《央行论文：部分股份制银行有系统重要性》），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周皓认为，这一结论与股份制银行此前以非正规金融，比如影子银行、资管、委外等模式扩张为主的经营模式有关。在同业业务中，相比四大行和政策性银行作为资金出借方，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多为资金的接入方，在货币政策收紧、利率有所上升的背景下，此前业务扩张比较激进的，会受到一些压缩。“非正规业务，有些是在经济底部刺激经济过程中不可避免出现的。资金在没有流入实体经济前，会流入一些股市、房地产、影子银行，就出现泡沫。实体经济复苏后，贷款和资金流向会产生脱虚向实的过程。”

　　而系统性金融风险整体下降的趋势是否可持续？对于这一问题，周皓强调，核心取决于债务结构是否能有改善。

　　“为了减少去杠杆为整体经济带来的风险，就要在其它杠杆率过低的部门适当增加杠杆。”他表示。比如中央政府和居民两个部门目前的债务过低，可以增加杠杆；而国有企业、房地产开放商和以城投公司表现出来的地方政府，则需要根据市场效益的原则逐步去杠杆。另外，一些其它盈利表现较好、但是杠杆率过低的，比如民营企业，也可以增加杠杆。

　　“一直以来央行所强调的去杠杆都指的是结构性的调整，而非总量的压缩。绝对的降杠杆每次都会带来巨大的金融风险，没有绝对总量的降杠杆，只有结构性的降杠杆，让好的部门杠杆率上升，以减少坏的部门降杠杆带来的经济震动。”周皓说。

　　监管需统筹一致 与市场及时沟通

　　此份《报告》与央行的工作论文都不约而同指向加强对重点股份制银行的关注，这是否意味着监管的转向？ 周皓表示，监管的转向不仅是监管机构自己的意愿，也是中央的决策。4月底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把金融安全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既然把金融安全上升到国家安全的角度，就要在金融监管体制上有所创新。”周皓认为，目前情况看，最理想的监管方式是将宏观审慎的监管权利，包括对19家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的宏观审慎监管权利，集中在央行，而微观的风险和业务由三会来监管。

　　关于金融监管机构改革的讨论从去年上半年就开始，然而直到现在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方案。周皓表示，历史的经验表明，很多改革都是在重大的金融危机之后。尽管在去年所经历的并不算大的危机，但是债务对GDP比重的大幅增加以及银行表外业务超大规模扩张，与前几年货币政策的宽松，以及监管——特别是保险业的监管——过度放松有关。“这种比较小的危机，有助于促进金融监管改革。”周浩说。

　　然而周皓同时指出，今年仍然不大可能对金融监管机构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中国经济复苏比较脆弱，金融风险集聚尚未清理的时候，大规模动手术的方式是不太可能实现的。”周皓说：“或许将来会考虑，但今年不会考虑。今年会采取比较渐进式的‘微观手术’。”

　　具体而言，他提议划分宏观审慎管理的权利，把19家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纳入央行直接监管，并把对金融机构宏观审慎管理的权利集中到央行。央行作为系统性风险的统一监管人，而三会主要负责监管微观的风险和业务。

　　监管统筹一致，还有利于避免市场预期混乱。周皓表示，为了避免市场反应过度，政策出台不能蜂拥而至。监管部门之间要协调一致，把握监管政策出台的时机和节奏。而最好是央行来主导宏观审慎监管的统一协调。“央行用一个声音、一个步骤来与市场沟通，才能给市场一个一致、清晰的预期，防止市场混乱。”

　　近一两个月来，一行三会对影子银行问题采取了一系列去杠杆措施，触发市场紧张情绪：上证指数连续19个交易日低开，债券市场信贷收益率创新高，短期的利率走高，市场呈现流动性极度匮乏现象等。对此，近日监管层开始有所回应。央行分别于5月11日和12日开展800亿元逆回购操作和4590亿元MLF（中期借贷便利）操作，维稳市场意图明显。

　　根据财新报道，证监会相关领导已经赴央行沟通，表达对股市阴跌不休的担心（见财新网《央行加强监管协调 去杠杆更显柔性》）。5月12日，银监会表示近期监管措施将在检查和规范整改工作之间安排四至六个月的缓冲期，为银行实现合规达标预留时间，绝不因为处置风险而引发新的风险，意在缓和目前紧张的市场情绪。

　　“我觉得，央行和银监会反复强调的是，稳健的政策不是突然收紧，而随着经济的复苏，中性、缓慢地调整利率和监管。为了防止市场过度反应，央行和银监会要给市场正确的引导，让市场理解这种转变是缓慢的，是根据实体经济的改善逐渐实施的。”周皓说。

　　因此，金融监管机构加强与市场沟通非常重要。“金融监管工作，90%是沟通，10%是做。业界和监管者之间的政策的沟通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把这90%该做的工作做好，是产生真正有效政策的重要条件。”周皓最后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