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汰僵尸企业难过割肉

    最近，在债转股和银行信贷放水的背景下，不少靠银行贷款维持的“僵尸企业”又产生了续命的希望。

    1990年代抓大放小的国企改革，本来就是为了解决很多处于竞争性行业的国企竞争能力低下，大量土地、人力与资金资源沉淀后拖累整体经济效率的难题。在1999年债转股过程中，一些本应退出市场的僵尸企业，享受了政策红利，但并没有真正涅槃重生，也有损国有商业银行的利益。如何解决出资人到位的难题，如何形成职业经理人市场，如何搞对激励，一直是国企治理的重中之重。

    经济上行时，僵尸企业也能对付着过日子。低端的钢铁、水泥等产品，总还有市场需求。一旦像现在一样，宏观经济进入保六的“新常态”，房地产市场开始在“去库存”中左右摇摆，“去产能”直接威胁这些“僵尸”的生存时，它们就从续命状态中突出来，凸显为一个严重问题，成为中央政府要兜底解决的“包袱”。

    这当然不仅仅是中央政府的“包袱”，这些效率低下的经济组织，实际上是全社会的包袱，是所有纳税人的负担。按道理讲，自2007年6月1日企业破产法正式施行，这些企业，就应破产清算，让各种宝贵的资源，进入那些更有效率的企业。

    但是并非如此。这其中当然有各种理由。比如，这些以国企为主的僵尸企业中，管理层不愿意被破产，个人行政待遇考虑是重要因素；地方政府不愿意破产，涉及具体的管理者责任与失业等问题的处理；员工不愿意破产，因为缺少正常的渠道解决自身的生存关切；甚至作为债权人的银行也不愿意看到僵尸企业破产，因为破产意味着放贷者要承担具体责任，而银行经营者的逻辑现在也并非总是“市场起决定性作用”。

    除了意愿，还有诸如法律程序非常漫长、国企资产难以评估、决策者可能面临国有资产流失的指控等等客观难题。

    僵尸企业的破产，因此显得困难重重。它们不仅是中国经济体系中的病菌，也向全社会传递了一种可以僵而不死，坐等中央政府出台各种兜底政策的价值观。这实际上是一种懒汉价值观，一种不用为自己的状况负责的价值观。这与市场经济的风险自担相违背，也与权责对应的基本伦理相违背。

    因此，要解决僵尸企业的难题，固然要有各种技术层面的霹雳手段，更要从根子上清理“僵尸企业”赖以不断产生的结构性因素。

    银行是否接受债转股，主要应该是出于银行自身风险决策。优质企业是否愿意援助僵尸企业，不应由政府部门拉郎配。地方政府担心失业问题，应该用改善创业环境，打破玻璃门，归还经济自由等方式来解决，而不是维护僵尸企业不让其破产。

    只有这样，对僵尸企业的清理，才不会随着宏观经济周期周而复始，没完没了。这意味着什么？继续市场化的改革逻辑，把市场问题还给市场来解决。

    政府退出市场比壮士断腕还要难。一个是利益上的原因。经济情况好的时候，难以摆脱直接从市场获利的诱惑；经济下行的时候，又有太多的非经济考量。另一个认识上的原因，就是对国企与民企区别对待。但实际上，这不仅有损“创造性破坏”的企业家精神，也会损伤政府的中立性，反倒破坏了善治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