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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整计划中股权让渡与股权负担冲突问题分析

作者:  发布时间:2020-12-31  浏览量:207 次   来自:企业破产与重组研究会

重整计划中股权让渡与股权负担冲突问题分析

马丽  重庆天亿(涪陵)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雪  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长 

摘要:破产重整本质上是债务人、债权人、出资人、投资人等各方力量不断博弈,并寻求利益平衡的过程。重整计划中的出资人权益调整,既是各权益方关注的利益焦点,也是重整计划涉及的重要内容。出资人权益调整不仅牵动着重整参与各方的神经,还事关破产债务人股东的债权人的利益。当重整计划中关于股权让渡与股权负担发生冲突时如何处理,因我国破产立法对出资人权益调整的相关规定比较简陋,致使该问题成为司法实践中的一个难题。本文试图从现有司法实践出发,寻找解决前述冲突的协调规则。 

关键词:重整计划;股权让渡;股权负担;冲突 

一、问题的提出 

1988年我国实施的《企业破产法(试行)》,该部法律带有浓厚的行政主义色彩,仅规定破产清算、破产和解和整顿制度。2007年6月1日正式实施的《企业破产法》加入了破产重整制度,标志着我国重建型偿债制度的建立。至此,破产清算、破产重整、破产和解构成了破产法三大债务清偿程序。其中,破产重整对于挽救困境企业、实现债权人利益最大化、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着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在破产重整中,先后经历的债权申报审查、债务人资产盘点调查、审计评估、招募投资人等各个环节,均是为制定重整计划而作铺垫和准备。可以这样说,重整计划的制定是重整程序的关键环节,重整计划制定的质量关乎着各权益组成员是否愿意对该方案投下宝贵的赞成票。出资人权益调整往往是重整计划中偿债方案的重要内容。出资人权益调整有多种方式,其中股权让渡是最为常见的方式。股权让渡是指在保持重整企业总股本数额不变的基础上调减全部或者部分股东的持股数额,并将股东让渡的的股份直接分配给其他股东、债权人或者转让给重整投资人。[ 闻长智、李力:“对上市公司破产重整程序中股东权益调整的思考”,《中国审判》,2010 年第6期,第35页。]股权让渡涉及的利益主体不仅包括股东、债权人、投资人或者债务人,还包括原股权的债权人。当重整计划通过股权让渡的方式对出资人权益进行调整,同时原股东因负债致其持有的股权上存在权利负担时,如何协调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成为实践中一大难题。 

笔者也曾遇到以上问题。在办理“XX饲料有限责任公司与XX农业集团有限公司合并破产重整案”中,重整计划对股权进行调减,原股东部分股权无偿让渡给意向持股债权人。然而,因原股东的股权上设立有质押权,在质押权人不配合办理质权解除手续时,管理人无法凭载明重整计划内容的法院的裁定书在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后管理人向受理破产案件的法院寻求协助,但破产合议庭就是否可以强制协助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存以下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重整计划经法院依法裁定批准,且破产企业系资不抵债,出资人股权价值实际为零,故可以强制协助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一种观点认为,虽然重整计划已依法裁定批准,但不代表重整计划就能顺利执行,股东的股权不属于破产债务人的资产,股权质押的解除需与质权人协商获得同意,否则恐质押权的法律规定形同虚设,损害质押权人利益,法院不可强制协执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我国《企业破产法》及司法解释对重整计划中股权让渡与股权负担冲突的问题 

未作规定,导致实践中无法律依据可循。鉴于此,本文旨在对该种冲突的发生与处理,作初步的分析和探讨。 

二、重整计划中股权让渡与股权负担冲突的表现 

股权负担通常有股权质押和股权保全两种表现形式。前者是在股权上设立担保物权,在股权利益上为质权人创设优先权,属于权利负担。后者是通过公权力对股权权利人的转让自由予以限制,属于保全负担。二者统称为股权负担,[ 张永健、杜军:“破产重整程序中股权调减与股权负担协调问题刍议”,《法律适用》,2012年第11期。]皆是股权经济功能的重要体现,是通过在股权上设立负担以保障债权的实现。股权这一项财产权利不仅关乎股东个人及其债权人,更是与债务人企业息息相关。当企业进入破产重整程序后,股权负担可能与重整计划中的股权让渡出现以下两种冲突情形。 

(一)重整计划制定前存在的冲突 

主要体现为股权所负担的债务已届清偿期,有关权利人通过诉讼程序主张权利,股权被司法保全。虽然我国《企业破产法》第19条规定了中止执行程序,但该条规定适用的对象仅针对破产企业财产。因此,当属于股东个人财产的股权面临被司法折价、拍卖、变卖时,无法定理由申请中止执行。若股权一旦被执行,恐对企业将来的重整造成很大障碍,甚至可能导致企业重整失败从而转入破产清算的后果。在这种冲突情况下,该如何协调处理。 

(二)重整计划制定后存在的冲突 

制定的重整计划涉及出资人权益调整,但股东相关股权上已有司法保全或者质押登记的权利负担,在权利人不同意解除保全或质押的情形下,可能影响重整计划的表决通过,或者就算重整计划经法院裁定批准通过后,市场监督管理局不会直接依据生效的附有重整计划的法院裁定文书配合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这直接关系着已经裁定通过的重整计划中的经营方案和偿债计划能够顺利实现,重整计划能否“落地生根”。此种情况,又该如何处理。 

三、我国相关法律规定与司法实践 

(一)《企业破产法》及司法解释等 

我国《企业破产法》仅有三个法律条文提及出资人权益调整的有关内容,分别是第77条[ 《企业破产法》第77条规定“在重整期间,债务人的出资人不得请求投资收益分配。在重整期间,债务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向第三人转让其持有的债务人的股权。但是,经人民法院同意的除外。”]限制了出资人的收益分配请求权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转让股权的权利,第85条[ 《企业破产法》第85条第2款规定“债务人的出资人代表可以列席讨论重整计划草案的债权人会议。重整计划草案涉及出资人权益调整事项的,应当设出资人组,对该事项进行表决。”]规定了出资人对涉及出资人权益调整的重整计划草案享有表决权,第87条[ 《企业破产法》第87条第2款第4项规定“出资人组对出资人权益调整事项有两次表决通过的机会。即便未获通过,如果重整计划草案对出资人权益的调整公平、公正,债务人或者管理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批准。”]规定了法院强制批准重整计划草案时应符合的条件之一为重整计划草案对出资人权益的调整公平、公正。但对出资人权益调整应当遵循的原则、应履行的必要程序、调整的幅度、股权调减与股权负担冲突如何解决等问题,未给出明确的答案。 

自2007年《破产法》正式实施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共出台了三部有关破产法的司法解释,均未提及出资人权益调整的相关内容。自2016年全国破产案件数量逐渐递增,为满足破产审判的需要,最高人民法院法院于2018年出台了《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2019年出台了《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等,也均未提及出资人权益调整的相关内容。 

(二)司法实践 

司法实践中,地方性法院通过制定审判业务文件[  地方性法院有权制定审判业务文件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2010年颁布了《关于规范上下级人民法院审判业务关系的若干意见》,该《意见》首次规范了上下级法院间的审判业务关系,其中第九条规定:“高级人民法院通过审理案件、制定审判业务文件、发布参考性案例、召开审判业务会议、组织法官培训等形式,对辖区内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的审判业务工作进行指导。”该《意见》使得高级人民法院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有了特定的称谓——审判业务文件。]与发布典型案例的方式,对辖区内各级人民法院的破产审判业务工作进行指导,试图来解决这一冲突。 

1.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20日印发的川高法〔2019〕90号《关于审理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6章第4点认为:“重整计划草案涉及出资人权益调整事项的,应当设出资人组对该事项进行表决。当债务人企业资不抵债时,所有者权益为负,出资人的权益价值为零,对出资人权益的调整由出资人行使表决权,股权价值调整为零,不影响出资人本应向股权负担相关权利人承担的债务偿还责任以及其导致质权人设立股权质押的目的落空所遭受损失的损害赔偿责任;当债务人企业资产大于负债,但又缺乏及时清偿能力的,出资人权益仍具有账面价值,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应同时兼顾股权质押权人的权益,股权质押权人对方案有异议的,受理破产重整的人民法院可以组织召开听证会听取各方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尽量通过协商解决,若协商不成,重整计划草案中的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应确保出资人权益调整后股权质押权人的利益,不低于调整前其就股权质押权可以获得的利益。” 

2.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25日印发的深中法发〔2019〕3号《审理企业重整案件的工作指引(试行)》第109条第2款规定:“债务人资不抵债,重整计划所调整的股权已设定质押的,质押权人应当配合办理解除股权质押手续”。 

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26日印发的鲁高法〔2019〕50号《企业破产案件审理规范指引(试行)》第157条对于出资人权益调整与质押权人的冲突如何处理的规则,与前述深圳中院的指引内容一致。 

4.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29日印发的粤高法发〔2019〕6 号 

《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引》第98条第2款规定:“人民法院批准重整计划时,应当结合债务人资产价值、负债情况、重整计划中债务人受偿比例、调整后原股东保留权益大小等进行审查。经审查批准的,应当按照重整计划的规定执行。对股权采取查封措施的人民法院或登记机关不予执行的,管理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协助执行。” 

5.北京破产法庭于2019年12月30日出台了《破产重整案件办理规范(试行)》,该规范第132条规定:“重整计划执行期间,出资人、债权人等无正当理由拒不配合办理出资权益变更手续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管理人、利害关系人的申请向有关单位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 

6.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于2020年4月2日讨论通过的《重庆破产法庭企业破产案件审理指南(试行)》第127条第1款规定:“重整计划对债务人、全体债权人有约束力。重整计划涉及出资人权益调整的事项,对债务人的全体出资人均有约束力。债务人资不抵债,重整计划所调整的股权已设定质押的,质押权人应当配合办理解除股权质押手续。” 

7.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与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20年5月26日联合印发的穗中法〔2020〕88 号《关于推进破产企业退出市场工作的实施意见》第10条第2款规定:“破产重整企业因出资人权益调整需要变更股东事项,但企业原股东持有的企业股权被质押或查封的,管理人可持案件受理裁定书、批准重整计划裁定书、指定管理人(清算组)决定书、协助执行通知书等材料到相应的市场监管部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 

8.四川省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国家税务总局自贡市税务局、自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等单位于2020年7月28日联合发布的自中法〔2020〕82 号《关于建立自贡市破产审判“1+N”协调联动机制的实施意见》第三章“具体措施”第十部分关于“破产企业注销问题”中规定:“经人民法院裁定宣告破产或重整的企业,若其股东拥有的公司股权存在质押,无需质权人签字盖章,由管理人持人民法院破产案件相关裁判文书,向企业登记机关申请注销质押登记。” 

9.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与大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印发大中法发〔2020〕9 号《关于企业破产中办理公司登记事项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通知第五项“关于配合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债务人企业重整并裁定批准重整计划后,重整计划所调整的债务人股权已设定质押且质押权人拒不配合办理解除股权质押手续,或者债务人的原出资人拒不配合办理股权转让或其他股权调整手续的,人民法院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和国家工商总局共同印发的《关于 加强信息合作规范执行与协助执行的通知》(法〔2014〕251 号)的规定,要求债务人企业登记注册的市场监督管理机关协助办理解除股权质押或股权变更、法定代表人变更手续,市场监督管理机关应予以办理。” 

10.典型案例。2019年6月广西高院发布了《首批10+3破产审判典型案例》,其中案例十一“广西金河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 “广西金河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详见广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蒋太仁于2019年6月3日在广西法院破产审判工作暨柳州正菱集团合并重整案审理情况新闻发布会上的发言。]就涉及到股权让渡与股权负担冲突如何解决的问题。在该案中,2016年4月28日,河池中院裁定受理债务人广西金河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河公司)重整,负债总额14.6亿元,净资产为负6.7亿元,控股股东广西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西有色集团)将其持有63%股权出质给债权人并办理了出质登记,在该案中该股权转回广西有色集团所有,但出质登记未注销。河池中院认为,金河公司经核查债权债务,已资不抵债,股权权益已经归于零,金河公司全部股份所负质押、查封、冻结及其他权利受限制情形解除,河池中院裁定强制注销金河公司股权的出质登记,使得金河公司重整计划得以执行。 

2018年7月20日,河北高院在京津冀法院破产审判研讨会上介绍了河北法院的破产审判工作,并介绍了典型案例“邢台龙海钢铁公司破产重整案”[ “邢台龙海钢铁公司破产重整案”详见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二庭副庭长郭连胜于2018年7月20日在京津冀法院破产审判研讨会上的发言——《河北法院破产审判工作情况、典型案例与问题思考》。]。该案也涉及到股权让渡与股权负担冲突如何解决的问题。在该案办理过程中遇到的难点是债务人股权质押导致无法变更登记股权。邢台中院基于三点理由裁定解除质押:第一,破产债务人在重整前已严重资不抵债,所有者权益为负数,股权已经没有价值,股权质押更没有实质意义,在此情况下裁定解除质押并未损害质押权人的合法权益。第二,裁定解除质押是重整进行下去的唯一途径,否则会直接损害全体债权人与职工在重整中的合法权益,以及及社会公共利益。第三,裁定解除质押符合破产法保护债权人、债务人合法权益的立法本意,符合《关于人民法院为企业兼并重组提供司法保障的指导意见》的利益衡平原则。 

(三)评析 

在立法层面,我国对股权让渡与股权负担冲突如何解决未规定。在司法实践中,部分法院通过制定审判业务文件与发布典型案例来探索解决路径,但均有不完善之处。 

通过上文可知,广东高院、广州中院、自贡中院、大连中院对股权让渡与股权负担冲突的处理意见仅简单规定,当重整计划涉及出资人权益调整事项时,不论企业进入破产程序时资产与负债的情况,一律解除股权上的质押或者保全负担,执行重整计划中出资人权益调整的内容。 

深圳中院、山东高院、重庆五中院对股权让渡与股权负担冲突规则的处理意见是一致的,讨论了债务人资不抵债的情况下质权人应当解除质押。那么,对股权保全的债权人是否也应解除保全措施。质押权人通过在股权上设立担保物权,其对质押物享有的权利比申请保全的债权人优先,根据举重明轻的原理,申请保全的债权人也应当解除股权保全措施。然而,当股权负担的权利人(包括质押权人与申请保全债权人)不履行解除股权负担的义务时又该如何处理,是由受理破产案件的法院向有关单位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还是直接出具解除质押或者保全的裁定,并不清楚。另外,这三家法院的指引规定仅讨论了债务人资不抵债情形下的处理,当债务人资产大于负债情形下如何处理却没有规定。 

北京破产法庭对股权让渡与股权负担冲突的处理规则有一些不同。首先,阻碍出资人权益调整的主体为出资人、债权人等。一个“等”字,似乎可以涵盖股权负担的权利主体。其次,规范中加入了“无正当理由拒不配合办理出资权益变更手续的”。何谓“无正当理由”,当质押权人基于《物权法》第226条第2款规定[ 《物权法》第226条第2款规定“股权出质后,不得转让,但经出质人与质权人协商同意的除外。”],股权保全的债权人基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53条第2款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53条第2款规定“冻结投资权益或股权的,应当通知有关企业不得办理被冻结投资权益或股权的转移手续,不得向被执行人支付股息或红利。被冻结的投资权益或股权,被执行人不得自行转让。”],不配合办理出资人权益变更手续的,是否属正当理由。最后,北京地区的规范未在条文中明确区分债务人是否属资不抵债,而是一概而论。究其原因,笔者认为区分债务人是否资不抵债的意义在于确定股权的价值,通过股权的价值来判断是否应当解除股权负担,北京破产法庭的规范将这一判断纳入“正当理由”来考察,就包含了对债务人是否资不抵债情形的考量。 

四川高院区分了债务人是否资不抵债的情形。认为当破产债务人资不抵债时,质押权应当解除,但增加了出资人对导致质权人设立股权质押的目的落空所遭受的损失的赔偿责任。有些出资人为了挽救破产企业,增加债权人的清偿率,愿意无偿让渡股权,却要对质押权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是否合理?出资人明确反对出资人权益调整,法院基于利益考量,不顾出资人反对强制批准重整计划草案。在这种情形下仍要出资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不具有合理性。股权调整是出资人、债务人、投资人、债权人等各方利益主体博弈平衡的结果,不应由出资人独自承担对质押权人的损害赔偿责任。更何况,法院认为资不抵债型债务人的股权价值为零,那么附着在股权上的质押权价值也为零,又如何确认质押权目的落空的损失呢。比起其他地区的规范,四川高院对资产大于负债的情形进行了讨论,出资人权益调整应兼顾质押权人的利益,并规定了召开听证会听取意见的程序。若协商不成,出资人权益调整应确保调整后质押权人的利益不低于调整前其就股权质押权可以获得的利益。实践中,如何确保质押权人调整后的利益不低于调整前,可能就是一大难点。 

四、股权让渡与股权负担冲突的协调 

(一)重整计制定前的冲突协调 

股权虽然是股东的个人财产,但与破产企业息息相关。我国《企业破产法》第77条第2款限制了重整期间债务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向第三人转让股权的权利,因其转让行为可能有碍重整的顺利进行。同理,当股权的执行行为可能对重整程序造成阻碍时,股权负担权利人的权利也应受到合理限制,法院应当中止执行。笔者建议可以参照我国《企业破产法》第19条规定修改破产法,增加“有关债务人股权的保全措施应当自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之后解除,执行程序应当中止”的内容,以保障重整程序的顺利推进。 

(二)重整计划制定后的冲突协调 

重整计划制定后要妥善协调股权让渡与股权负担冲突的问题,核心在于如何看待破产重整债务人的股权价值。根据我国《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重整债务人企业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资不抵债型的破产企业,一类是资大于债型的破产企业。两种不同类型的破产重整债务人的股权价值不同,对应的股权让渡与股权负担冲突的协调也有所不同。 

1.资不抵债型重整企业的股权让渡与股权负担冲突协调 

在实践中,大多数破产重整企业往往是资不抵债型的。在这种情况下,股权价值是多少,如何协调股权让渡与股权负担冲突,理论界和实务界也有不同的观点。多数论者认为,资不抵债的企业所有者权益为负,股权价值为零,则股权对于股权负担的权利人没有任何意义,所以质押权人、保全申请人应当配合执行重整计划,解除对股权的质押或保全。这种观点在司法实践中被不少法院采纳。 

也有论者认为,资不抵债的企业股权价值并非为零。对股权价值的判断在重整程序中通常采用评估的方式,即以资产负债比例来确定价值。但问题是评估只可以测算资产价值,但不一定可以测算企业整体价值(包括壳价值和盈利能力等)。[ 池伟宏:《再论重整程序中的股东权益调整与绝对优先原则》,载微信公众号“天同诉讼圈”(ID:tiantongsusong)2019年9月12日发布。]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企业的整体价值不是通过简单的资产负债比来判断,更多的是取决于企业的盈利能力和在市场中对综合资源的占有情况,因此部分资不抵债型重整企业的股权仍具有价值,此时股权对于质押权人或者保全申请人具有意义。在股权负担的权利人就股权实现相应权利以前,股权负担的效力应当予以维护。 

笔者认为,虽然不能简单地通过资产负债比来确定股权价值,即便资不抵债型企业的股权仍具有价值,但这种价值是建立在企业重整能获得成功,企业未来能正常经营的基础上。具体而言,资不抵债型企业的股权价值不是基于当下股权的实际价值,而是在企业重整成功的基础上潜在的未来价值。这种未来价值由重整各方主体共同创造,与股权负担的权利人关系不大,故股权负担的权利人不应当获得股权的潜在价值。[ 张永健、杜军:“破产重整程序中股权调减与股权负担协调问题刍议”,《法律适用》2012 年第11期。]资不抵债型企业的股权价值是由重整所形成的,股权对于股权负担的权利人有价值的前提是,重整计划顺利执行。若股权负担的权利人不协助配合重整计划的执行,企业宣告破产清算,此时股权也不具有任何价值。因此当股权让渡与股权负担发生冲突时,以保障重整计划顺利执行为优先,股权负担的权利人应当解除对股权的负担。 

2.资大于债型重整企业的股权让渡与股权负担冲突协调 

实践中资产大于负债型的重整企业相对来说较少,如何协调该种企业重整程序中的股权让渡与股权负担冲突,理论界有不同的观点。有观点认为,在资产大于负债的情形下,股权无论是对于股东还是股权负担之权利人均具有价值和意义,所以在重整计划中对股权调减时,股权负担的权利人的利益应当兼顾。也有观点认为,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了保证重整的成功,重整计划中的股权调整应当优先于股权负担的权利人的权益保障。 

笔者比较赞同四川高院的做法。资大于债型破产重整企业的股权仍具有价值,那么重整计划中的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应兼顾股权负担之权利人的利益。当质押权人或者保全申请人对出资人权益调整的方案有异议时,因此在制定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时应当征求出资人及股权负担的权利人的意见,搭建相关权利人充分表达意见的平台,尽量通过协商的方式解决冲突。若协商不成,法院在处理此类冲突时应把握以下原则: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应确保出资人权益调整后股权质押权人的利益,不低于调整前其就股权质押权可以获得的利益。[ 该原则类似于“法院强制批准重整计划草案时,普通债权所获得的清偿比例,不低于其在重整计划草案被提请批准时依照破产清算程序所能获得的清偿比例”的规定,为强制执行提供合理性依据。]对于该原则的理解,笔者认为可以模拟企业清算价值下出资人享有的分配请求数额等同于调整前质押权人或者保全申请人可以获得的利益,那么调整后质押权人或者保全申请人的分配数额不低于调整前即可。在把握该原则的基础上,股权负担之权利人应当配合重整计划的执行,解除相应的股权负担。 

五、结语 

破产重整中对出资人权益进行调整具有普遍性,随之极大可能会面临股权让渡与股权负担冲突的问题,这成为司法实践的难点。本文通过分析股权让渡与股权负担冲突的表现形式,检索各地区处理两者关系的司法实践,最后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以重整计划制定为节点,制定前关于股权的执行程序应中止,制定后根据企业资产负债情况区分不同的协调规则,以期解决司法难点,并为我国立法提出可行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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